二
那麼，封建製下人口變化情況如何呢？
雖然三代時期人口數據很少，但大多數人口史學家都推測，三代時期，也就是夏商周時期，包括充滿戰亂的春秋戰國，也沒有這樣劇烈的大起大落現象。從西周、春秋到戰國，人口變化的趨勢是持續增長的。
如果說中國三代的人口數據不詳細，不足以說明問題，那麼我們來看看歐洲。歐洲封建製下小國林立，相互之間的戰爭打了1000多年，人口有沒有這樣的大起大落呢？
也沒有。
我們來看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a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這本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頁中，有一份2000年間西歐人口變化的統計數字。
公元元年，西歐人口2470萬。200年，2760萬。400年，2290萬。600年，1860萬。800年，2040萬。1000年，2541萬。1200年，4088萬。1300年，5835萬。1400年，4150萬。1500年，5726萬。1600年，7377萬。1700年，8146萬。1820年，13288萬。1998年，38839萬。
我們把這個數字做成圖表如下。
歐洲人口變化圖（公元元年~1700年）
麥迪森在分析西歐的人口變化時認為，造成人口損失的因素是災荒和傳染病，他並沒有提到戰爭。從這張圖表上可以看出，西歐人口下降出現在兩個時段：第一次是200年~600年，第二次是1300年~1400年。為什麼出現在這兩個時段呢？第一個時段的人口下降是羅馬帝國的衰敗導致的，第二個時段則是黑死病導致的，此後人口變化又開始呈現為上行曲線。
薛湧說：
歐洲公元二〇〇年前的人口發展，是羅馬帝國前兩百年最繁榮時期的寫照。自此之後，人口不斷下降，反映著羅馬帝國的衰落。這種下降趨勢，一直持續到公元六〇〇年，其間並沒有因為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羅馬的滅亡而出現大的波動，說明“野蠻人”的入侵並沒有加速人口的衰減。從公元六〇〇年開始，人口呈加速度的反彈，到一〇〇〇年時幾乎接近了羅馬帝國鼎盛期，一二〇〇年則遠遠超出羅馬帝國的鼎盛期。到一三〇〇年，西歐人口竟比羅馬帝國的高峰時期人口還要高出一倍多。一四〇〇年人口的下降，則體現了十四世紀中期黑死病所造成的禍害。這時正好也進入了文藝複興時代。[5]
也就是說，歐洲曆史上的兩次大的人口下降，主要都不是因為戰亂。我們把這個數字和中國人口數字進行對比，可以得到下麵這張圖。
中西人口發展對比圖[6]
雖然麥迪森認為，這2000年中，歐洲人口變化的步伐很不均勻，然而如果和中國一比，西歐人口的變化曲線就顯得過於平滑了。
秦暉先生總結說：
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相比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災難程度，中國不僅災難頻率更高，每次災難的程度，如果我們相信史書的說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所有這幾次“封建”歐洲史上的大難，都與“改朝換代”無關。
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現為瘟疫，次數比中國少，下降的幅度也沒有中國大。[7]
歐洲中世紀的曆史，充滿了戰爭和動蕩，給民眾造成沉重的負擔和不斷的痛苦。高層政治也一樣充滿陰謀、血腥和野蠻。那麼，為什麼歐洲曆史上的人口損失不如中國劇烈呢？因為在封建製下，天下並非一統，戰爭通常局限於局部，不會造成全麵的破壞。
郡縣製下，在承平時代，對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保障顯然要比封建製下好得多，這是郡縣製的優勢。因此，中國的人口密度通常大於歐洲，人口曲線也通常位於歐洲人口曲線的上方。但是一旦政治秩序崩潰，帶來的破壞是全麵而劇烈的。
正如中國宋代學者羅泌比較郡縣製與分封製時說的：“建封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封建製下，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失德，隻能影響天下的一小部分。郡縣製下，最高統治者一個人的錯誤，需要全體臣民共同承擔，因為你想躲都沒地方躲。
[1]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一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473頁。
[2]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認為金亡時人口下降了87%，見第三卷，第383頁。
[3]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三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621頁。
[4]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四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446頁。
[5]薛湧：《“黑暗時代”不黑暗：中世紀的再發現》，《書城》，2011年第9期。
[6]中國部分數字如下：前221年，4000萬，前202年，1650萬（《中國人口史》第一卷，第312頁）。2年，6000萬，36年（建武十二年），3290萬（《中國人口史》第一卷，411頁）。157年，6000萬。220年，2300萬。300年，3500萬（《中國人口史》第一卷，458頁）。320年，1600萬（北方十六國期間，最低點人口隻有500多萬，《中國人口史》第一卷，第473頁。東晉初時人口1000萬，《中國人口史》第一卷，464頁）。520年，5000萬（《中國人口史》第一卷，475頁）。609年（隋大業五年），6000萬。618年，2500萬。755年，8000萬（《中國人口史》第二卷，182頁）。770年（大曆中期），3000萬。980年，3540萬（《中國人口史》第三卷，621頁）。1100年，1.43億（《中國人口史》第三卷，621頁）。1130年，9000萬（《中國人口史》第三卷，621頁）。1207年，1.4億（《中國人口史》第三卷，621頁）。1290年，7500萬（《中國人口史》第三卷，621頁）。1630年，2億。1644年，1.2億。1700年，2億。
[7]秦暉：《為什麼人們厭惡帝製》，《南方周末》。
第二十六章
為什麼秦之後不停地治亂循環
一
為什麼秦以後會出現頻繁的王朝興廢，人們有很多解釋。
中國傳統史書的解釋將此歸因於人類的意誌力，或者說皇帝的素質問題。說曆代開國皇帝都是艱苦奮鬥出來的強人、雄主，很厲害，所以製定了很好的製度，解決了很多問題。然而後來的皇帝都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越來越軟弱，越來越昏聵，終於亡國。這就是所謂的“黃炎培定律”：
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1]
但是這解釋不了為什麼世界上有些國家沒有中國這種規律性現象。傳統時代，各國統治者大都是長成於深宮之中、婦人之手，但為什麼大部分國家沒有如此頻繁地改朝換代呢？
第二種解釋是氣候原因。說中國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因為遇到了像“小冰河期”之類的氣候災變。有的時候，中原赤地千裏，或者洪水遍地，民眾沒有飯吃，隻好起來造反。另一些時候，草原雪災嚴重，牲畜大量死亡，遊牧民族策馬南下，搶得順手，就推翻了中原王朝。
但是這個解釋實際上也是講不通的。秦暉先生說，氣候變化應該是全球性的，然而西方曆史上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卻明顯並不同步。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正值“貞觀之治”。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麼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中國曆史上一二百年就有一次大亂，難道唯獨中國曆史上每隔一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期嗎？
所以這種氣候變化，與中國曆史上的戰亂偶爾會有一兩次吻合，但是放寬在曆史整體背景下觀察，是不成規律的。
第三種解釋則是周期性的“土地兼並”惹的禍。
據說每個王朝建立之初，因為農民戰爭消滅了大量地主，所以土地平均分配了，農民生活好過了點。但是每到王朝中後期，因為貧富分化，又會出現嚴重的土地兼並，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數地主占去了，所以貧民“無立錐之地”，隻能給地主做佃戶。而周扒皮、黃世仁、劉文彩這類惡霸地主，又把農民壓迫得走投無路，農民們隻好走上反抗的道路。等到農民戰爭結束後，土地又一次相對平均，這就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的治亂周期循環。
但是近些年曆史研究已經梳理出大量新數據，比較充分地證明，傳統時代的中國和同時代其他國家比，並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秦暉先生一直在進行農民學研究，他對關中地區積累的大量地冊進行分析之後，發現“關中無地主”。也就是說，自從隋唐以後，關中幾乎就成了一個自耕農的世界，土地極為分散，地主非常少，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耕農手中，不論是王朝初期，還是王朝後期，基本都是這樣。
秦暉先生總結說，其實過去的中國，自耕農一直占很大的比重，而且曆史上中國土地分配相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說，其實一直是比較公平的。大部分國家比古代中國土地更集中。[2]
這一觀點在近年來基本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比如代表官方研究水平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集體研究的一個大項目，多卷本的《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這套書中講到，在整個清代存在“土地兼並”與“土地分散”兩個同時發生的過程，一方麵當然有人因為致富多買土地，由農民上升為地主。但同時，富人也不斷分家，由大地主變成小地主再到自耕農，也就是所謂的“富不過三代”。所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後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
此外，我們不看土地集中現象，僅看農民起義現象本身，就會發現“地主和失地農民的矛盾”導致農民起義的邏輯其實也不能成立。比如明代後期，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民為主，南方則是佃戶居多，南方的大地主基本把土地租給佃戶去種。那麼按理在明末，應該是南方階級矛盾更激烈，農民起義更多，然而事實是明末的農民起義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因此我們在曆史記載中也找不到佃戶以起義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證據，隨處可見的倒是農民起義反抗政府的材料。中國曆史上描寫農民起義的最著名的文學作品是《水滸傳》，然而這本書裏沒有反映任何地主和佃戶的矛盾，相反，用秦暉先生的話來說，《水滸傳》講的就是一幫莊主（也就是地主）帶領莊客（也就是佃戶）來造官家（也就是政府）的反的故事。《水滸傳》中大地主柴進的第一個大的舉動，是劫取“官家”的生辰綱。而生辰綱這個東西，代表的是國家對民眾的橫征暴斂，而不是地主對佃戶的壓迫。
二
所以，中國曆史上絕大部分農民起義，反映出的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曆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起來造官僚體係的反，造國家機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階級的反。《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真正導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並，“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淩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所以中國史書中並沒有“主逼佃反”這個詞，而隻有“官逼民反”。陳勝、吳廣為什麼起義呢？是反抗秦代政府強迫他們服勞役，而不是反抗地主欺負他們。李自成時代的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不納糧的“糧”，並不是給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給政府交的稅賦，即所謂“皇糧國稅”。如果說中國起義的農民都是佃農，是為了反對地主，那就應該提“免租”，不應該提出“免糧”這種口號，然而事實上，在大規模“農民戰爭”中，從來沒有人提出過“免租”，提出的都是“抗役、抗糧、抗稅”的訴求，所抗的對象，都指向官府。[3]
還有一個證據，曆代農民軍有目的地屠殺的對象，或者說發泄仇恨的對象，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員和貴族，而不是普通地主。
陳勝初起兵之時，“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各地民眾都痛恨秦朝政府官吏的殘暴，爭著殺掉地方官來迎接起義軍。
東晉孫恩起兵，“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肢解之”。所至之處，把各縣縣令剁成肉醬，讓縣令的老婆孩子們吃，不肯吃則將其“肢解”。這是什麼樣的仇和怨？
隋末農民起義軍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
唐末黃巢陷京師，“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南宋鍾相、楊幺農民起義軍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仇隙之人”。
北宋方臘起義，“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目的就是發泄仇恨。
而明末張獻忠、李自成起義，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斬皇室宗親及地方官吏。明末起義軍的一大特點是在誅戮明皇室成員時表現出的堅決、徹底，隻要是朱元璋的子孫後代，不論是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是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是拒不交代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財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盡”“皆”“合族”這樣的詞頻繁出現。張獻忠攻占常德，“榮王宗室殆盡”；攻克重慶，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據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場。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抓獲福王朱常洵。這個300多斤的大胖子，以親王之尊跪趴在李自成麵前，汗流浹背，乞求免死。李自成不為所動，當眾斥責福王：“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40大板，血肉橫飛之後，再一刀梟首，將頭顱示眾。至於那300多斤的軀體，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雜鹿醢嚐之，名‘福祿酒’”，剔去毛發，拔掉指甲，又殺掉幾隻鹿，放在一起燉了幾大鍋，擺酒開宴，名叫“福祿酒會”。
閱讀這些材料，我們感受到的，都是農民階級對當時政權濃烈的仇與恨，因為官員和皇族都代表國家機器。
[1]賈思楠：《1915—1976——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第73~74頁。
[2]“總體來講，在中國傳統農村中，自耕農所占的比重要比以往所講的要大得多，將傳統農村理解為佃農的農村恐怕是很成問題的……在橫向比較中，傳統中國鄉村地權分配的不均度小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傳統與現代國家。”（秦暉：《關於傳統租佃若幹問題的商榷》，《中國農村觀察》2007年第3期。）
[3]秦暉：《追懷高王淩兄及論租佃製》。
第二十七章
沉重的“輕徭薄賦”
一
秦始皇建立大一統郡縣製度之後，這個製度反複出現一個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過度發達，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後，幾乎中國每一王朝都宣稱要輕徭薄賦，減輕民眾負擔。但是事實上，幾乎每個王朝的後期，官員的橫征暴斂都會導致農民揭竿而起。
這是為什麼呢？
講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區別，就是“名義賦稅”和“真實賦稅”。名義上，大部分王朝的賦稅都是很低的。比如漢初製定的稅率，是三十稅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但是漢代人寫的《鹽鐵論》卻記載，名義上對自耕農雖號稱三十稅一，但實際是按畝定額征收，加上“口賦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實際的稅率達到了50%。
明朝也是這樣，朱元璋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強調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的皇帝，他規定的稅率也是三十稅一。但是實際上，明朝中後期實際稅收是名義稅收的十幾倍，沉重的賦稅導致大量的農民破產。
為什麼曆代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當然是因為政府的收入不夠花，隻能變著花樣加稅。
政府的收入為什麼不夠花呢？
二
第一個原因，是財政供養人員太多。
中國曆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律，那就是每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數量比較精簡。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無不成倍增長。
比如唐代，初唐時厘定的京官定員隻有640人。到了玄宗開元末期，京官人數達到2620人，外官人數則達到16185人。
宋朝草創之初，內外官員不過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間，已達1萬多人；而皇祐年間（1049年~1053年），更增加到2萬多人。南宋隻有半壁江山，但是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內外官員竟達4萬餘人。
明代也是這樣。世宗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劉體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職官吏數目不過“五千四百八十員”，武職官數在國初也不過為28000員。“自憲宗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全文武官數蓋十餘萬。至武宗正德年間，文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武官十萬。”
這是指官員。傳統社會，官吏是分途的。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說的數字都是“領導”，還不包括“科員”。至於科員也就是“吏員”數量，更是驚人，傳統時代，吏員經常處於嚴重超編狀態。吳思根據《虞諧誌》計算，明代後期，常熟縣的吏員超編二三十倍，一個縣吏員合計為5900人。清代也是這樣，比如清代河南山東總督衙門“經製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現在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製十倍有餘”，超編十倍。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當中提到，學者、循吏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7000人，而巴縣的額定衙役隻有70人，也就是說，實際人數竟然是規定編製的100倍。
三
官僚係統為什麼會不斷擴張？
第一個原因，官僚係統的不斷擴張，是皇權專製製度不斷強化的結果。官僚係統是君主專製的工具，官權是皇權的延伸。傳統王朝承平日久，通常會出現經濟恢複發展、人口不斷增加、社會生活日趨複雜的局麵。皇帝應對複雜化社會的方式，從來不會是鼓勵民間組織的自我管理，他們唯一的手段是“管”，“人人而疑之，事事而製之”。通過增加機構、增加人員，來把國家和社會的方方麵麵管起來，以防社會動蕩。“科條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規章製度越來越多，文件越來越厚，機構越來越多。“一個製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製度來防製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製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1]
因此，社會的發育注定官僚係統也不斷延伸膨脹。官權是皇權的代表，皇帝裁撤官吏數量，就意味著要簡政放權，放鬆對社會的控製，這是皇帝所不願意看到的。皇帝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製社會，不得不依賴官僚集團，因此也就沒法從根本上過度觸動他們的利益。
第二個原因是，官僚體係的存在雖然是為皇權服務的，但是一旦出現，它本身就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具有自我保護、自我繁殖的特點。官僚機構總是傾向於盡一切可能實現權力尋租，傾向於機構不斷擴張，表現在官員數量上隻能增不能減，既得利益隻能增加不能減少，這些特點導致的結果是行政效率不斷降低。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詔禦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喧嘩，又詣衍第詬詈，亂投瓦礫”。也就是說，當時皇帝命禦史中丞杜衍負責裁減三司吏員，這些吏員懷疑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議的，十分憤怒，500多個吏員集體跑到宰相府去鬧事，然後又跑到杜衍家門口破口大罵，亂扔瓦塊石頭，進行抗議。這一事件發生後，朝廷雖“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但“沙汰”之舉也被迫“因罷”。再比如清代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大規模減撤冗員，成為保守派官員強烈反擊的起點，不幾日，變法即遭失敗。
四
財政供養人數的擴張本身其實並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隨著人數的擴張，背後是腐敗的加劇。如此多的人拚命擠進官僚係統，並不是為了掙那份死工資，而是為了能獲得尋租的機會。
傳統時代的社會運轉機製是“權力決定一切”。傳統社會生產生活的各方麵，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的。在傳統社會，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就失去一切。
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式權力又基本不受約束。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曆來講究人治，因此權力運用表現出極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員則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盤上一手遮天，說一不二，獨斷專行。雖然中國曆代王朝為了約束權力也進行了一些製度設計，但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無治法”，所以實際上這些製度發揮的作用很小。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就是：“專製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因為這個原則性質上就是腐化的東西。”
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腐敗無不迅速發展，甚至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由腐敗造成的民眾負擔加重，往往是官員俸祿的數倍、數十倍。而這種腐敗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為在腐敗導致王朝崩潰前，官僚集團是受益者，受損的隻是老百姓而非政府。瞿同祖精辟地指出：“地方官員與紳商之間、群眾與官吏及其從屬人員之間、人民與在地紳商之間，都有著一種隱含的衝突關係。所有這些集團，都在現行體製下獲得了最大的回報，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盡管會有緊張（衝突），他們卻沒有興趣去改變現狀。”
腐敗使得稅收大量流失，發展到極端，到了王朝後期，有可能稅收最終到達中央的隻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稅收過程當中，也就是說被各級官吏貪汙掉了。[2]
五
官員人數增多、腐敗蔓延，隻是導致財政負擔加重的一個原因，傳統社會還有其他既得利益群體，比如皇族，也給民眾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彙報了一個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生育紀錄，截至這一年的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人。
朱鍾鎰“生育冠軍”的稱號不久之後就被他的一位後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奪取。這位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100餘人，以致出現了這樣的尷尬場麵：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麵，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到了正德初年，慶成王府終於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數了。正德三年（1508年）2月，慶成王焦慮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就是說，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將軍府自己清查人口上報彙總，他已經弄不清他這個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
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皇族於各地，不過49人。180多年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19611人，增長了400倍。而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8萬多人。[3]這僅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數目，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100萬人之多。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10倍。
為什麼皇族人口增長如此之快呢？這是製度決定的。朱元璋為了讓他的子孫後代們充分享受幸福，特意規定皇族不能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都由國家養起來。由於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皇族們增加收入隻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每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俸祿如此豐厚，刺激著各地皇族拚命娶妾，拚命生孩子。
皇族們的俸祿都來自百姓的稅收。從明代中期開始，各省的長官發現，他們全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財政收入為152萬石，而山西王爺們每年消耗的俸祿是312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為84萬石，而需要供應給王爺的是192萬石。“借令全輸，已不足供祿米之半。”因此，這些皇族的存在，對百姓來說是不折不扣的災難。
我們上一章說到的河南福王的下場為什麼那麼慘呢？因為他給民眾造成的負擔太重了。福王朱常洵大婚時，萬曆皇帝一下子拋出30萬兩的巨款；朱常洵“就藩”時，萬曆皇帝一下子賜了上等良田4萬頃。有了這樣巨大的財富，朱常洵還不滿足。他在洛陽與民爭利，“河南官校藐法，橫行於洛中”，“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這種憑借皇族的特權禍亂地方的情況，幾乎在每一個王府都有發生，因此起義軍對皇族才如此痛恨。
六
除了以上這幾個原因，導致民眾負擔急劇上升的通常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皇帝的“多欲好動”。
秦皇漢武都是最好的例子。秦皇的事跡我們說過了，我們再來看看漢武。
對漢武帝的評價，一般都少不了“雄才大略”這四個字，他的一生是在一個又一個大事當中度過的，“征匈奴”“征南越”“征西南”“開漕渠”……真可謂彪炳史冊，光耀千秋。
不過，“功業”與“代價”總是緊密相連的。漢武帝固然偉大，但是問題也不小。如果仔細分析，這些大事，有些是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匈奴”“開漕渠”，有的是沒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南越”“征西南”，因為這些地區對帝國的安全並沒有構成威脅。
有些必要的事，也做得有問題。漢武帝先後開鑿大量河渠，這些河渠有的發揮了作用，也有很多是計劃不周，盲目興工，最後廢棄了。比如他鑿渠通褒水和斜水，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運之用”。
漢武帝於在位53年間，共發動戰爭達26次之多。其中很多次戰爭毫不慎重，沒有必要。比如武帝後期在北方的軍事行動，經常在敵情不明、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盲目勞師遠征，深入絕域，帶有某種賭博色彩。所以後期戰爭，錢基本都是白花了。因此呂思勉評價說：“……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應當花一個錢的事，他做起來總得花到十個八個；而且絕不考察事情的先後緩急，按照財政情形次第舉辦。無論什麼事情，總是想著就辦，到錢不夠了，卻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絀。”
此外，漢武帝有很多和秦始皇一樣的愛好，比如“營宮室”：他先後在長安大興土木，建未央宮、甘泉宮、建章宮、蜚廉桂觀、益延壽觀、通天莖台等。大都極為豪華，極盡奢靡。“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裏虎圈，其北治大，漸台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台、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他也喜歡“求神仙”和“巡幸天下”，而且出手比秦始皇更豪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第一次出巡，封泰山，所過賞賜，就用去帛百餘萬匹，錢以“巨萬”（萬萬）計。此外他還“篤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禮盛典，幾無虛歲”。
縱觀漢武一朝，花起錢來真是隨心所欲，非常瀟灑。這自然就大大加重了民眾的負擔。
綜上所述，雖然很多王朝開國都宣稱輕徭薄賦，但是不久都會變成沉重盤剝。
[1]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3，第96頁。
[2]清代號稱輕徭薄賦，而且清代康熙時還搞了個攤丁入畝改革，就是把全國稅收總額固定化了，不管老百姓人口增長多少，富到什麼程度，我皇帝就隻收這麼多錢，一文錢都不多收。聽起來很不錯，自我約束意識很強。但清代仍然“往往正供有限，而繳用多過廿倍”，稅收多於國家規定20倍。
[3]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十八章
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
一
上一章我們講的，是曆代王朝為什麼要收那麼多稅。
那麼，這些稅是怎麼收上去的呢？國家規定的名義稅率那麼低，這些超過名義稅率的部分，都是什麼內容呢？
第一部分是隱性加稅，最典型的是明代。明代的稅率看起來雖低，卻從宋代的“貨幣化稅收”恢複到了“實物征收製”，農民要給國家交糧食，而且最要命的是要求百姓自己把糧食送到官倉去。這樣一來，實際稅率就翻了很多倍，因為運費很高。正統四年（1439年），於謙曾經上奏，說山西每年運往大同、宣府、偏頭關三邊的稅糧，道途之費“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糧食，運費要花六七石，相當於稅率一下子翻了六七倍。
最誇張的還是明代的白糧。明初定都南京，京官所吃的大米由附近江南五府（蘇州、鬆江、常州、嘉興、湖州）農民交納。這五府離南京很近，問題還不大。但傳統時代的政策改革有一個規律，是“隻改其不便君者，不改不便民者”，改革隻改不利於統治者的，不改不利於百姓的。明成祖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後，仍然由江南五府負擔京官大米。這五府的民眾要千裏迢迢自己把糧食運到北京，運費就遠遠超過糧食本身。李俊麗研究明代北方賦役情況的結論是：“明朝初年朱元璋製定的輕徭薄賦政策並沒有被其後代君主堅持下去，到明太宗朱棣時期，各種賦役負擔逐漸增加。……北方地區交納的稅糧不但數額大，運輸費用也高，最低為所運糧食的1\/2，最高能達到六七倍。”[1]
第二部分是交稅過程中的索賄受賄。
明代運費還不是農民最主要的負擔，更可怕的是官吏克扣，因為是實物稅，農民在把糧食交到官府的時候，官府的工作人員往往千方百計挑剔，說糧食質量不達標，太濕了，或者品質不好，要農民回家換新的來。上千裏的路途，不可能重新換，怎麼辦？賄賂他，因為他實際上就靠這個活著。所謂“廠基之典賃，蘆葦之搜求，人工之費用，旗甲之盤剝，門吏皂快之需索，諸弊難以屢數”，裏麵的門道太多了，各種克扣，往往致使納糧者十戶而九都要“破家蕩產，鬻妻賣子”。連明代皇帝都對此種情況心知肚明，在聖旨中說過：“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費耗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意思是說各地官員素質不高，吏員更都是壞蛋，拚命多收稅，結果收上來的到國家這裏不過20%~30%，而百姓的負擔卻比國家規定的多了十幾倍。名義上三十稅一，實際上卻超過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