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自由貿易方針有利於1861年以後意大利進入歐洲世界，有利於鞏固同英、法的友誼，有利於加強與西北歐先進地區關係的聯盟體係(其政治和外交成果在複興運動時期就已十分明顯)。統一後曆屆政府所關心的自然是維護先前的經濟政策；它已給薩沃依王朝的皮埃蒙特大區帶來巨大好處，統一後必然也有助於改善公共財政，加強國際關係。另一方麵，自由貿易政策似乎完全符合於各國降低進口稅的趨勢。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是自由貿易體係的基礎，可自動調節經濟生活中任何潛在的不平衡。其理論作品代表了主張意大利自由貿易這一代人中主要旗手的理論“宣言”(他們甚至采用其最激進的、最先進的詞彙，如卡塔內奧的倫巴第小組),也代表了半島上受弗朗切斯科·費拉拉學派熏陶的主要經濟學家的理論“宣言”。
政治發展過程本身似乎也證明了自由貿易這一概念的正確。1866年前，俾斯麥利用關稅聯盟使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帝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前者的變化，因為哈布斯堡落後的社會仍依靠古老的關稅保護主義；後來他又跟法國玩了同樣的花招，抑製了拿破侖三世。利用泛德貿易關係孤立奧地利，利用1862年3月法德法蘭克福條約有關向國際市場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使普魯士——一直至1870年仍是一個糧食出口國，一個工業發展所需的礦產和冶金物資的進口國——從中取得巨大的經濟效益。此外，法國在色當戰役大敗後也沒有感到有必要對第二帝國延續下來的自由貿易製度做實質性的改變——除一些出於稅收原因而做的修改外——盡管梯也爾有著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統一後，意大利從嚴格的、正統的自由貿易體製中期待哪些具體好處呢?大衛·李嘉圖關於比較價值的論文認為，在自由貿易製度內，每個國家為獲取最大利潤必須使一些部門專業化，能以較便宜的國內價格生產產品，用以換取自己所需的國外產品。這篇論文好像專為國家貧乏的經濟撰寫的。大家一致深信，像意大利這樣一個國家就其氣候和自然資源而言，有能力給國際市場提供各種檔次的農產品，應全力以赴開發獨特的資源，恢複海運傳統；如果適時振興海運，就可把半島這一“從中歐深入到地中海中央的堤壩\"變成“世界新老航道”的中樞。所以，注意力應主要集中於農業，期望——正處於價格不斷上漲的有利時機——在擴大出口方麵產生一種決定性的推動力，對人口不斷增長產生一種新的適應力。這種模式也符合於統一後領導階級的政治觀點；他們大部分出身農村，關心城鄉關係的平衡，易於接受勤勞節儉的、代表社會穩定因素的農村中產階層的要求。金融貴族的核心也是自由貿易邏輯的倡導者，盡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其對議會的政治影響不可低估);他們與法、英、瑞士銀行界、商界均有關係，而這些外國資本1861年後已進人半島從事公債證券活動、經營新的信貸公司以及控製鐵路投資。
自由貿易原則擴展到新王國的各個省份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麵提高了土地的效益；另一方麵形成了一條擴大農業食品和半加工原料出口的經濟發展戰略方針。同時，國內市場在許多製成品和主要生產資料方麵又為外國工業的滲透打開了大門。當然，這不是說那時貿易活動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據估計，統一後的頭25年內，貿易年平均增長率以不變價格計算，進口不超過1.8%,出口不超過1.9%。然而，1861年後的頭幾年，全國範圍內實施了自由貿易體製，較大地調動了總需求，激起了對進口的巨大熱情，同時國際市場又為農產品提供了新的贏利機遇。這一切推動了意大利內部經濟，促進了外國資本對金融業、一些外向型製造業和基礎設施進行證券投資和直接投資。
自由貿易政策對各地區的好處是不均等的。南方一些專業化農業區的出口增長(柑橘的出口1862年至1890年間增加了4倍)不足以解決南方經濟的根本問題，亦無法縮小與其他地區的差距。相反，與北方的差距正在擴大。部分原因是，農產品價格上漲本身使市場競爭不那麼緊迫，使根本改變大麵積糧食種植的傾向有所減弱。1861年後，南方農產品的貿易值大部分仍然是在衰落的或幾乎無任何變動的環境條件和生產方式下增加的。然而，另一種情況也使南方各地區農業發展能力大為減弱，而且曇花一現。這裏指的是大部分農產品銷售市場的地理位置和貿易結構。除北方地區的部分競爭外，南方日益增長的出口產品——從柑橘到食油、麵食、葡萄酒及時鮮菜——實際上都是些奢侈商品，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它們依賴於富裕國家和先進國家的需求，價格又不如糧食、絲綢和畜產品穩定。還有一種情況值得注意，南方蔬菜瓜果易腐爛，種類又多，損耗極高。至於工業上廣泛應用的原料硫磺，外國經紀人和貿易公司的絕對壟斷使采掘業與加工工業完全脫節，有利於英法進口商。最後，木本植物種植專業地區的生產麵臨著嚴峻的市場和波動的價格，處於聽天由命、束手無策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