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大約1萬名律師和監察官擠滿了上訴法院和法院，幾乎同樣數目的法學畢業生遍布公共行政機關和私人事務所。意大利大學每年還要培養出1500多名畢業生。為此，尼蒂於1901年正確地把意大利大學說成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偏離方向的……與生產無關的工廠”。1883年，意大利教育經費占國民收入的1.07%,少於德國，與法國幾乎相等，可滿足12.5萬青年接受各類中等教育和1.4萬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教育製度顯得無助於國家經濟的成熟，學生學習不認真是一個方麵(主要是中學生),更主要的是高層次階層和小資產階級的文化修養實際上還沒有超脫對傳統職業或公共職務的那種狹隘的偏愛。
19世紀上半葉，或因重商特權的消失，或因手工業者和小生產者陣營內部機遇和革新能力的差異，逐步湧現出不少由工業“貴族”和實幹的、有膽識的資產階級組成的強有力核心。他們形成一個優秀的企業主階級：“不玷汙自己的名聲”,勤勞工作，四處奔走，精心貿易。這一階層虔誠崇拜企業，堅持功利主義，還具有相當高的現代文化基礎；他們認真學習實驗科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從中吸取營養。但是，這些早期的產業核心為戰勝外國競爭、進入經濟生活領導層而展開的鬥爭不僅僅遭到統一前老的利益集團的抵抗。他們要求國家積極幹預、幫助萌芽中的工業，意在使國家預算的需求服從生產的要求，這又觸及穩健派十幾年來頑強執行的政策。立憲左派無意放棄預算收支平衡的傳統以及財政管理上享有“出色政府”的神話。他們於1876年3月上台執政時雖有意安撫一下城市資產階級及企業主階層，但執政後又感到不能不考慮對金融貴族最有權威的集團以及南方大地主采取妥協的政策。“倫巴第一威尼托學派”為反對意大利“經濟自殺”性的貿易政策和非生產性財富的集中而開展的激烈爭論，也不足以爭取多數輿論支持產業至上的唯意誌論。
普遍認為，國家經濟發展應走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然”道路，工業化不應在缺乏適當的銀行組織情況下由上麵來恩賜。但是，正如人們所指出的那樣，最令人擔心的是大規模集中的工人隊伍將給社會秩序帶來的後果。為擺脫這種擔憂，需要樹立企業主形象，因為企業主與地主一樣也是傳統的勞資人事關係的保證；也需要樹立工業發展的形象，因為工業是國家預算新收入的源泉。大部分製造業仍然是農業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剛從手工加工業脫穎而出，這一事實又利於確立工業家的合法社會地位。
紮納爾代利部長參觀了參議員羅西在斯基奧的工廠後激動地驚呼：這裏找到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辦法。這裏年輕人從幼兒園到學校，從學校到工廠，從工廠到用分期付款方式購買的自己整潔的小家。可以設想，如果意大利所有的工廠主都仿效這一榜樣，國際工人協會就不太可能在這些心滿意足的、追求這種崇高的私有財產利己主義的工人中有取得成功的機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家長製方式來回答社會問題的企圖以及關於保衛“全民勞動”的號召已穩操勝券，因為——1878年羅西寫道——“現在是客觀需要，並非是社會不平等迫使我們走向社會戰爭。\"對於像盧紮蒂那樣的保守改良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前景也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隻有在有利於大工業企業發展的市場體製中才有可能保證執行當時剛通過的第一批保護女工和童工法。在這一方麵，“經院式社會主義\"的德國(那裏，有利於勞動階級的福利措施在社會家長製的幌子下甚至支持了俾斯麥的鎮壓政策)也提供了最有效的、最有說服力的榜樣。在那些歲月中，諸如巴卡裏尼、塞伊斯米特·多達等民主左派人士也開始相信必須有國家的幹預才能克服金融壟斷集團以及屈從外國利益所造成的困難，才能保證工人的勞動和較豐的報酬。這是文明社會現代化的需要，其政治和文化根源自然完全不同於盧紮蒂生氣勃勃的保守主義，也完全不同於像亞曆山德羅·羅西、埃爾科萊·盧阿爾迪、歐金尼奧·坎托尼等企業主主張的社會連帶主義的、組合式的實用主義。這種需要實際上旨在發展工業、擴大從業、增加公共工程、改善工資狀況，以此作為建設一個較先進的、具有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製度的起點。為爭取經濟上完成複興運動所提出的國家政治獨立和統一各地區利益的鬥爭，立憲左派人士還擺出了不少同樣有力的理由：國家威望、加強軍事機器、意大利進入強國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