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傳播產業主義傾向起決定作用的並非英法日益增長的繁榮，亦非美國早期經濟發展的廣泛反響，而是德國經驗的魅力：生產的強製性、李斯特思想的影響以及“經院式社會主義”的發現。反對世界自由貿易、反對農商利益霸權的隊伍日益擴大；同時，意大利最初的產業主義運動卻變成了一個複雜的、充滿各種不同情緒的、有時又是矛盾的現象，其中起作用的不僅僅是那最直接的、令人信服的因素——一個擁有3000萬居民、其大片土地收益日益減少的國家再不能繼續依靠太陽和雨水來發展其經濟——而且還摻雜有其他一些原因。強烈的民族失落感起著重大的作用。早在斯基奧的毛紡企業家亞曆山德羅·羅西參議員在議會和報紙上大力開展“挽救一個麵對歐洲的年輕民族”運動之前，另一個紡織工業家昆蒂諾的兄弟、比耶拉市的朱塞佩·韋南齊奧·塞拉，於1873年指出應以團結的、紀律嚴明的、經濟蓬勃發展的德國為榜樣，反對官方在色當戰役後仍對法國采取同情的態度。
德國人認為——他寫道——工業和貿易不僅僅是物質繁榮的一種手段，更是表現國力的一種手段……拉丁民族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榮譽必須仿效德國人的傑出美德和和睦一致，必須和他們一起促進人類物質和文明的進步，尤其是必須避免再犯老的錯誤，必須成為他們真誠的朋友。
要求“經濟獨立”的呼聲不僅來自某種程度上與曆史上老右翼或北方天主教運動有聯係的商界人士。近年來，諸如奧蘭多、布雷達、弗洛裏奧、魯巴蒂諾、佩羅內、梅迪奇·德爾瓦謝洛等複興運動時期曾在加裏波第隊伍中戰鬥過的、後又靠近德普雷蒂斯和克裏斯皮的左派人士，也堅決地發動了一場旨在振興產業的鬥爭，這場鬥爭因其愛國主義的性質、軍事安全的要求以及擴大“全民勞動”的呼籲而得以強化。
摻雜實證主義理想的民族主義本身不足以動搖江山。在行政機構和行會組織(如商會)內，銀行家兼紗廠主、大手工業主、小製造商等寡頭集團仍代表著相當一部分企業主階層，他們雖受外國中間商的盤剝，但出於自身的事業，隻關心維持老的出口渠道，不願開辟新的道路。1874年產業調查的結論已使議會相信應做部分關稅改革，但仍不能說服政治集團完全接受產業主義事業。起來維護自由貿易方針的不僅有地主，還有信貸銀行和貨幣發行銀行的頭麵人物，他們糾合在一起，在信貸過剩的情況下大量進行投機活動和過境貿易活動，不願投資於工業。
統一後的意大利文化界——報紙、學校和經院文化——沒有意識到工業變革的前景，沒有感到必須擺脫當時廣為流行的、令人寬慰的信念，即農業的穩固是自然財富和國家前途永存的、不可替代的源泉；也沒有準備放棄農業意大利的某些基本價值觀：家長製社會；倫巴第和托斯卡納地區開明大地主的美德和聰明才智；廣大小農人所共知的節儉精神(許多好傳統得以完善的保證，保持城鄉良好平衡的保證)。這個古老的田園世界不僅是主張勞資合作和個人發家的開明政治家的理想事物，也是流行文學和許多辭藻華麗的演說家的獵物。這個世界也受到當時在意大利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科學權威人士的青睞，在他們看來農村小生產者是自由經營取得積極成果的美好象征，也是用節儉和勞動、用明智和樸實的現實主義精神獲得社會地位的美好象征。米蘭理工學院工程學講師朱塞佩·科隆博反複宣講意大利也可以通過技術進步追求工業的獨立發展，隻要國家不拉後腿；1875年成立了“經濟研究發展協會”來對抗意大利自由貿易堡壘——強大的“阿達姆·史密斯公司”;諸如路易吉·盧紮蒂、蘭佩蒂科、夏洛亞、帕斯誇萊·維拉裏和阿戈斯蒂諾·貝爾塔尼等政界人士和學者逐步改變看法，支持產業主義；這一切迫使主張極端農業主義的頭麵人物處於守勢，但仍無法從本質上改變公眾輿論和文人的習俗和思想。有人抱怨意大利缺少像法國或比利時在裏昂、維爾維埃或埃爾伯夫發展起來的科學研究機構；1880年各大學講台對此回答說，外國文明有危險變成“機械的、雜亂無章的、無頭緒的”文明，而意大利學校的任務是維護其崇高的人文科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