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0年前，大部分曆史學家還把意大利經濟發展的延緩和明顯的缺陷歸咎於國家大量浪費以及極度的稅收壓力，特別歸咎於逐步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先是南方問題專家的爭論；後來，尤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法西斯組合式統製經濟和自給自足經濟(可劃入國家幹預主義一類)的譴責，似乎都想從本質上抬高以路易吉·伊諾第為首的一批人的看法：他們把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看成是國家公共生活的主要禍害，認為1887年的稅率顯然是經濟和地區進一步不平衡的源泉，是自由貿易體係(受到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實力大增的、最具戰鬥力的工業和金融集團的強大壓力)遭到嚴重破壞的根源。1951年至1962年間，由於恢複貿易自由化和進入共同市場，意大利工業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使一些人重又相信這種史學上的見解。不僅如此，某些自由貿易的主張同極其樂觀地看待自由歐洲和“民族革命”的觀點極為相似，他們認為，至少到1870年或許更晚一些時候，以歐洲列強經艱苦努力達成利益共存和文明經濟共同進步為基礎的一個歐洲交響樂符合於商業自由的貿易體係。當然，現實是相當複雜的，經濟變革本身所引起的各種形式的社會衝突和國際對抗至少也起著不穩定的作用。
統一後曆屆政府無條件解除了海關的“武裝”,結果幾乎全部放棄了民族的鋼鐵和機械工業，就像統一前在皮埃蒙特、利古裏亞和托斯卡納三大區發生的那樣，雖然這些地區擁有一個經濟較發達的內地。統一後頭20年，鐵的生產增加了兩倍，但至1880年仍未達到10萬噸的年產量，而且其生產過程不完整，成分粗劣，隻能進行簡單的廢鐵再生產。所以，意大利鋼鐵工業失去了——羅密歐正確地指出——“在工業發達的、原料較豐富的國家裏鐵路建設的發展(標誌著從紡織工業向重工業，特別是冶金機械業的發展)所提供的偉大的曆史性機會。”1887年後，鐵路的發展仍很緩慢，但由於逐步減少鋼的進口，促進了民族鋼鐵工業的增長，然而到1911年至1913年全盛時期仍隻占工業生產的1.5%。
在其他部門不乏一些有意義的發展因素，但這些因素隻在特殊情況下或在投機活動極其活躍的短時期內出現。
例如，1871年後，即普法戰爭後經濟繁榮時期內，北方棉紡工業繼續發展，在薩萊諾和卡塞塔兩地區間一些冶金機械廠和造船廠得以複蘇，同時還出現了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紡織業有斯基奧市的羅西毛紡廠(資金2000萬裏拉)、坎托尼棉紡廠(資金575萬)、國家毛麻廠(資金800萬);食品業有奇裏奧公司和利古裏亞—倫巴第公司；橡膠工業有皮雷利公司。但是，確實不能高估當時剛起步的一些活動的意義，亦不能高估一些生產率低，缺乏資本有機組合的部門。受統一後頭10年內海關自由化嚴重影響的紡織工業，無法保持1870年至1873年間因法國製造業人為性危機時臨時獲得的陣地，幾年後不得不重新後撤。其他部門也未找到一些較可靠的、較持久的發展道路。1871年議會進行的工業調查更多地考證了意大利生產體製緩慢地瀕臨死亡的情況，而很少去考證其活力和耐力的內涵。1872年銀行控製了整個股份資本的57.7%,運輸公司掌握了16.7%,而全國其他企業加在一起未超過25%。更有甚者，1861年至1880年間整個工業生產在私人生產總收入中的比重從20.3%下降到17.3%。
1876年維托裏奧·埃萊納總結統一後頭15年工業發展時，指出產業工人為38.2萬人，其中20萬從業於絲織業(11萬多是婦女兒童，他們辛勞於繅絲業，即與農業生產和農村服務業緊密相關的部門)。1881年，人口普查結果，食品業企業的數量居首位，但規模小而分散，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極其軟弱，每個雇主雇傭工人的平均數極低，紡織業不超過20.2人，製革業僅8.8人。同期，棉紡工業確實取得可喜的進步：1860年至1861年僅有40萬~45萬紗錠，到1876年增至74.5萬；原棉的消費也在1870年至1876年間翻了一番。但是，英國棉紡工業1860年已擁有3300萬紗錠，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大利棉紡工業的發展仍是微不足道的。總之，製造業年平均增值率(按1938年價格計算)從1862年到1878年不超過1.4%,其中還包含著與歐洲經濟周期發展頂峰時期相呼應的1873年，達8.4%的增長最高點。
一些製造業的生產活動在統一後頭20年內所取得的艱難發展，遠未推出一些全新的內容，亦未產生一些真正改變發展方向的跡象，隻能看作是1830年後創造的一些先決條件所產生的結果。皮埃蒙特、倫巴第和威尼托廣大地區新建的繅絲廠以及比耶拉地區、韋爾巴尼亞地區和倫巴第的湖網地區逐步加強的棉花和羊毛加工工業確實使西北高原或北部地區具有一些優勢，易於擴大——在不同的經濟情況下——雇傭勞動和技術革新，為工業發展過程鋪路搭橋。英國也是這樣，其工業發展亦以鄉村古老製造業為主體，推動周圍地區。然而，實質問題還是是否采取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即必須以工業化為指導思想，必須——配合舊的國際勞動分工體係內正在發生的變革——根本改變發展航向。換句話說，必須放棄依賴四平八穩的“自然”天賦和專長的傾向，這種傾向雖可保證社會安定，但有危險成為進一步不平衡的源泉，使半島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新格局中退回到18世紀末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