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模式應從整個經濟發展趨勢、內部積累機製以及意大利這塊“晚發展地區”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等角度來判斷。貿易自由化、農產品出口的增長以及外資的投入其實對經濟體製現代化的作用極為有限。統一後頭20年國民總收入年均增長率未超過1%;工農業生產實際上也徘徊於這個增長率。換句話說，半島以其豐富的農產品積極躋身世界市場以及初加工紡織品和食品這類輕工產品的大力推銷並非是克服落後的惡性循環和進入歐洲最先進地區的關鍵。
1866年5月采取貨幣強製流通措施如同保護性關稅一樣有利於民族工業。但是，紙幣貶值(與黃金相比平均貶值10%)以及1871年至1873年短期貿易繁榮對意大利經濟生活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持久性的影響。生產資料的引進與製成品和奢侈品的進口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傳統農產品的出口無論如何還不能完全提供進口大量技術器材和基礎工業設備的金額。1861年至1880年問，生產資料的進口和毛投資之間的比率(1861年至1863年平均停留在12.4%左右)隻有在1866年戰爭時期以及70年代末期才達到最高峰。那些得益於貿易關係自由化的經濟部門至少在統一後頭20年內也未在整個經濟製度中起到帶頭作用，以利於在地理上逐步擴大最先進的農業體製或最有競爭力的製造業活動。
食品業仍采用非常傳統的加工方法，銷售到當地市場以外的食品數量甚微，且極困難，因而無法形成一個全國性市場。弗朗切斯科·奇裏奧以其罐頭製品大膽闖入國外市場，倫巴第和皮埃蒙特兩大區的果汁、苦艾酒和葡萄酒廠家(如布蘭卡、卡爾帕諾、羅西等)的貿易活動均不足以給食品部門披上現代化的外衣。其他行業，如絲織業、造紙業、大麻加工業及製革業，不注重生產周期的安排，隻重視貿易時機：掌握足夠的預支，對某些客戶收取特定的傭金，根據季節或以變賣價格進行貿易投機。鐵路本應促進和活躍貿易流通，但建造幾條新線後，鐵路運行大大低於所希望的效果：1870年隻有都靈一熱那亞線或米蘭一威尼斯線的效益與英國鐵路每公裏平均收益相差無幾。
促進金融流通和建立相應的信貸機構等方麵出現了相當失常的、不協調的情況。公、私金融業長期受外國集團的支配，與東歐或拉丁美洲任何一個國家無多大差別。外國資本在銀行、礦山、鐵路的投資奠定了一種複雜的經濟關係體係的基礎，而這種經濟關係實際上基於擴大農業出口(為采購大部分外國的工業和公用事業設施)或基於一係列不太對稱的經濟依賴關係。法國金融界(以羅思柴爾德家族為首)壟斷了意大利在國外市場發行的債券，法國在半島的投資占其海外總投資的30%,這一事實決定了在與法國的關係中意大利處於從屬地位，因而這種關係常常超越純經濟、純公共財政的領域。
統一後頭20年中，議會深受一些與英法大中間商有直接關聯的集團和人士，從巴爾杜伊諾到巴斯托吉，從康布雷一迪尼到邦布裏尼和加列拉公爵之間明爭暗鬥的影響。在降低公產和公地的品位、阻礙市場資金轉化為真正的中長期生產投資方麵，政治上的傾向性和私人投機活動往往情投意合。1870年至1873年間，意大利金融市場事件是盡人皆知的；當時，由於幾大鐵路幹線建成，實行強製貨幣流通，以及歐洲擴張傾向的影響，出現了最初的經濟複蘇跡象，然而這些跡象被易於賺錢的證券熱以及最有風險的銀行和房地產投機熱所湮沒。不斷發行利率高於國際市場現行利率的國債有利於起源於國外的銀行集團和貴族金融集團，極大地限製了工業企業利用全國儲蓄的可能性。事情還不止於此。國家支付高額利息，對消費和動產活動征收各種形式的稅收，必然形成有利於食利現象和傳統不動產經營活動大量收入的再分配，打擊了除食利者、金融寡頭和土地資本擁有者之外的其他社會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