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局限於檢查經濟生活中的光明麵和陰暗麵(其中一些要追究到新的統一國家的外交和軍事事件本身),認為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似乎僅是一個內部問題，我們就要犯錯誤，因為沒有看到世界範圍內經濟周期的進程(隻有幾年對統一後的意大利有利),沒有看到與其他經濟大國的力量對比，以及沒有看到發展程度不同的歐洲各國間不平衡日趨擴大的影響。在資本主義擴展的關鍵階段，意大利在國際勞動分工中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適當輔以加工半成品活動的國家，還是一個資本流通緩慢、貿易價值一般的國家(國內消費有限，外銷數量不大)。也就是說，意大利經濟在世界市場內日益從屬於最先進的體製，處境十分嚴峻；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相反有擴大的趨勢。人均國民收入1861年至1869年間英國高於意大利年均指數130%,法國則高70%;1890年左右英國為意大利的3倍，法國為兩倍。
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意大利與德國不同，一些主張關稅政策務必密切關注民族工業利益的強大思潮並沒有在適當時候站住腳跟，英國自由貿易經濟的魅力仍占壓倒優勢。也應承認，政治選擇必然對經濟選擇和意大利經濟進入國際市場的具體方式起著重要作用。明蓋蒂深信與法國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是適時的，是恢複阿斯普羅蒙特事件後冷卻下來的法意友誼的一個手段。明蓋蒂的這一信念對1863年簽訂純自由貿易條約起了重要作用。後來，簽訂旨在爭取更多的國際承認、孤立敵對的奧地利的貿易協定，也為重申這一方針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總之，自由貿易方針的發展模式是大地主政治優勢的表現，也是對農業小生產者以及金融界最具代表性集團進行調和的表現，因而從迫切要求保持城鄉平衡的穩健派方麵得到支持和力量，就像統一前意大利北部和托斯卡納地區所發生的那樣。
還需闡明這一類選擇的長期效果以及建立意大利新經濟體係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分析工業部門的狀況十分重要。統一後頭20年內，兩種廣泛傳播的信念均告破滅。第一，認為一些農產
品和傳統產品(葡萄酒、絲、食油、硫磺、大理石等)大量進入國際市場可以不斷獲得相當可觀的效益，用以換取大量基礎設備。第二，認為大力鼓勵外國資本，發展鐵路事業，是擴大公共事業、發展工業的決定性因素。1861年至1863年3年間生產資料的進口有長足的增長，年平均達到4.3億裏拉；但是1866年采取貨幣強製流通措施(改變外彙行市，貶值裏拉)實際上全麵抑製了進口活動，因為進口貨要用黃金支付。至於鐵路方麵，新線的鋪設(1861年至1876年間年平均從178公裏上升到376公裏)對意大利工業發展並沒有產生可喜的效果。其他國家(首先是法國)銀行與鐵路的結合推動國家工業化的進程；意大利卻不同，除一些不重要的物資外，鐵、鐵軌、機車及其他物資主要取之於國外，且鐵路停車場也由許多外國代理公司交替管理。總之，1870年平均每公裏運營量不到法國的三分之一、普魯士的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