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4月通過、1888年1月生效的新稅率大幅度地提高了小麥和食糖的關稅，加強了棉毛製品已享有的保護地位，實施了相當有利於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的關稅，同時也照顧了一些機械產品：電動機械、農機和紡織加工設備。1887年的關稅改革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今天必須承認，改革並非一個有機的經濟政策綱要的成果，而是在一些緊迫的現實問題壓力下所做的一種選擇；19世紀80年代初，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過這種情況。承認在意大利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裏采取這種解決辦法的現實必要性(並非“曆史必然性”,但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並不排除去深入探討當時工業家和地主結成聯盟的政治意義以及保護主義引起的政治和社會後果。例如，從何種意義上說，保護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整個形成過程”的終點——像塞雷尼慶說的那樣；或者說——正如另一些人所主張的——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妥協辦法，用以調整公共財政，挽救許多以種植小麥為生的小農場以及一些遭土地稅及價格下跌打擊的農業生產者的利益。
保護性稅率通過時，除南方地主與北方工業家聯盟外，還有幾個其他“社會集團”:不僅有以勞資合作形式的企業主和工人的聯誼會，而且在南方一些地方，還有依靠國家加工訂貨而開工的工廠領導人與加裏波的式的、激進的工人協會為經濟上挽救南方而彙合成的各種聯誼會。根據一些專門調查的結果，那些超脫現實的大地主頭麵人物並未直接參與，農業方麵的主角是北方和不發達地區的資本主義地主。根據較為切合實際的分析，工農集團並非像乍一看時那樣堅固、那樣協調一致；保護主義顯得更是一種為調整經濟狀況而采取的過渡性策略。這兩種情況均可從工業家和地主聯盟發展的程度和方向中看出。這種聯盟不是一種有機的協議，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在嚴格的財產分配製基礎上結成的聯姻。工業資產階級能從這一臨時妥協中獲得相當的利益，足以對其同路人確立新的、有力的實力地位；一旦主宰了形勢，他們可以在幾年內使經濟政策完全倒向工業家利益。相反，1887年關稅改革的基本精神之一(與先前自由貿易路線一樣)是保護地主的政治一社會領地和霸權。
開始時，為增強地主階級的力量、增加其收益而采取的農業保護主義似乎是為南方統治階層走向國家統治地位開辟了道路，同時又把生產力發展凍結在以大地主利益為主的界限上；然而不到10年的工夫，這種現象已煙消雲散。1887年爭取保護主義的戰鬥中，勝利者實際上是代表意大利新興產業的人士，與1873年德國轉向保護主義時的情況大致相同，其勝利者也是紡織工業和大鋼鐵工業的代表人物。這不僅表現在地主階層的讓步，因為他們多年來一直反對以全麵發展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前景，一直反對在國家幹預下發展工業。另外，保護主義本身也完全不足以彌補農村受危機打擊所減少的收益，更不足以恢複農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一直保持的絕對優勢地位。反映農業生產總收入在意大利經濟體係中占優勢的土地稅，19世紀90年代其絕對值或相對值都在逐步減少。反之，由於土地稅的部分減少，特別由於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在經濟體製中的分量日益增長，動產稅在稅收收入的結構中開始逐步占據重要地位：1896年幾乎達到直接稅的60%。
來自美國中西部大平原的糧食和畜牧業的競爭以及來自其他大陸的農產品進入市場，沉重地打擊了歐洲各地的土地收益，嚴重損害了地主階層一直保持的經濟一社會的優勢地位。意大利地主貴族及保守政治階級的自信亦遭危機嚴重打擊，受到不可彌補的傷害。亞奇尼農業調查的結論提供了一個有力證明。支撐古老農業社會平衡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維持家庭所有製的能力。小農不能或不願采用最現代的耕作方式、缺少銀行信貸以及日益依附於城市市場等等嚴重衝擊著農家經營。即使許多小農場具有應變和抵抗能力，但土地製度及社會生產關係的調整至少在巴達拿平原正以空前的速度加緊進行。1897年8月，《新聞報》在比較1881年意大利北方各省大、中、小地主的數目後評論說：\"土地資源日益集中於大地主和大墾植公司之手，他們或購買位於其地產中間的小片土地或修築大排水工程時兼並山河湖穀中的小農產業，使自己的地產擴大成片。\"金融投資以及典型的工業生產組織形式亦被引入許多地區。城鄉關係有了初步的變化。農村古老所有製的政治一社會基礎——大量小農階層以及各種各樣的中間階層和千差萬別的生活水平——已搖搖欲墜。出於籠絡人心和保護傳統的、穩健的、政治上結黨營私的社會製度的目的，對小農和分益製佃農減免稅收和農業信貸等問題從未像19世紀80年代後那樣得到廣泛的討論。即使如此，在北方農村中仍無法振興19世紀初以\"開明的\"土地貴族為中介的古老農村社會形式，亦無法改變向“農村民主製”的過渡。工業正在逐步占據農業在國家積累、政治鬥爭和文明發展中的特權地位。最後，“大蕭條”暴露了舊地主階層的社會控製力十分軟弱，同時證明了因土地、生產率和人口負擔等條件農業無法單獨為將來保證必要的收入。必須盡力實現工業化的信念在政界和報界有了市場；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深信握有轉機的有效辦法，因此早在其影響(20年前在議會和公共行政機構剛露頭角)得到鞏固以及真正的工業發展過程開始之前，就已滿懷抱負、充滿自信。
維爾弗雷多·帕雷托在描述新領導階級的社會學論著中把軍費開支的增長、各屆政府結黨營私的惡習以及無數的金融投機歸罪於工業保護主義，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19世紀90年代，鋼鐵工業、造船業與軍界、政界之間的利益越來越廣泛地彙聚在一起(在政權鬥爭中仍充滿著比過去更為麻煩的或非傳統性的問題),推動意大利外交實行殖民主義和德、奧、意三國同盟的方針。值得一提的是，龐大的重工業在海關高度保護下又獲得另一個相當重要的良機：進入出版業，參與日報投資，將其視為對公眾輿論和議會施加壓力的有力工具。這就是為什麼工業家費爾迪南多·馬裏亞·佩羅內參與1886年創建熱那亞的《19世紀》報，並與邦布裏尼、皮亞焦一起分享該報產業；從此該報主要反映鋼鐵集團和造船業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