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全麵地看，帕雷托和其他自由貿易主義者——仍主張以自由貿易和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生活為基礎的典型英國模式——的指責忘卻了一個極其簡單的事實，即在其他工業化發展較晚的國家裏，而且不僅僅在這些國家裏，海關壁壘以及國家幹預這些年來均被證實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並非反常現象)。最近的史學終於認識到，如若不采取措施抵製外國強大的競爭，保護那些因缺乏原料而處於不利地位的部門所邁出的工業化步子，意大利就很難在短短20多年內裝備自己的工業。
必須指出，由於“兩個意大利”的兩極分化、1887年稅製本身的缺陷以及爾後經濟“起飛”所引起的陣痛，在政治和社會方麵付出了較高的代價，與西北歐工業化地區的差距更加擴大，因而強製性、分階段縮短差距的工作十分困難，但又刻不容緩。在這些大難題中還有一個因保護糧食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的難題。西洛斯·拉比尼正確地指出，物價上漲促使工業中貨幣工資增加，因而生產成本也隨之增加，但又使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因為工資水平跟不上食品價格不斷的上漲。同時，廣大消費者和納稅者的損失也相當可觀。
不可否認，向保護主義的轉折以及為保證一些相互依存的工業部門發展而進行的國家幹預確實對國家現代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那時起——由於公共行政強有力的訂貨保證——鋼鐵、冶金機械、化工、造船等行業的市場有了新的規模。政府旨在發展多種工業的政策本身也創造了一種氣氛，有利於私人預計和估算投資的最大效益。同時，海關保護政策至少也開辟了一些工業集資的獨立渠道(後麵將較詳細說明),再不那麼依賴於舊銀行體製的勉強施舍。
除國內消費品市場深化問題外(本世紀末棉紡市場已穩定，絲織業和毛紡業尚未達到這一程度),格爾辛克龍就1887年保護稅率內部機製造成工業各部門發展不平衡問題所發表的異議值得單獨一提。這位美國學者特別指出，給予鋼鐵工業如此眾多優惠的海關改革終因原料成本提高而損害了機械部門的發展；同時，保護像紡織業這樣一種“陳舊的、現代技術進步緩慢的、在一個歐洲大陸落後國家裏發展有相當局限性的工業”可能也是一個錯誤。格爾辛克龍的這些看法似乎比他自己提供的有關重工業和棉紡工業長期發展的資料數據更為悲觀。
加強以鋼鐵生產為龍頭的冶金工業完全無損於機械工業。由於國家對民族造船業的照顧，由於鐵路訂貨中給予意大利機械業的優惠份額，由於大城市對有軌電車材料的大量訂貨，又由於正在發展的建築業和紡織業對配套設施日益增長的要求，機械工業雖沒有受到同樣的保護，但有可能增強自己的實力。至於棉紡業，確實不能否認從19世紀80年代起就起著帶頭作用，因為棉紡業已形成以大中企業為主的堅強核心，使一小批省銀行和合作社轉向工業投資，而且還動員、集中了廣大雇傭勞動階層，發展了新的地方基礎設施。棉紡廠在生產和技術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不可低估，紗錠和織機的增加足以說明其重要性：1876年1900年間紗綻由745000枚增至2100000枚；織機從不足27000台發展到78000台(其中61000台為機械織機);棉紡織品，雖價格不斷下跌，仍從5100萬裏拉上升到3億裏拉，職工平均產出也從940裏拉增至2250裏拉。
1873年以後，海運費用下跌，進口煤價也隨之大跌，從而消除了一直困擾著國家工業發展的一個最嚴重的障礙；那麼意大利工業，在這種情況下並受到保護主義和國家大力幹預的支持，基於哪些實際抉擇而喪失壯大自己的機會呢?當時機械工業處於相對落後的境地——缺乏專門人才，無獨立生存能力——極需一段緊張的適應時期來采用一個與製造最簡單的輔助設備為主的生產過程完全不同的生產周期，因而稅收照顧、獎勵出口等鼓勵辦法(替代給予冶金工業的保護措施)能為這一工業立刻打開缺口和取得效益值得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在自由貿易製度下機械工業的命運會有本質的不同嗎?恰恰相反，對大部分機械工業來說——麵對國家對造船業的鼓勵和高價的冶金產品——必須尋求與最大鋼鐵集團建立縱向和橫向的聯合形式；那種旨在把工業投資風險分散到較廣泛活動範圍內的銀行政策也在推動這種聯合。重工業和大機械工業結合的這類傾向在其他國家，首先在德國，確實也有所表現。然而，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沒有廣大的、各種各樣的工業存在(其中包括最昂貴的鋼鐵工業),沒有一些比較有利的優勢的保證，半島的經濟落後狀態將更為嚴重，不可救藥，國家將淪為葡萄酒、絲綢、蔬菜生產國，高級手工藝品供應國，處於二等國地位。
關於1887年關稅改革在農村中的效果問題，我們確實不能繼續認同所謂的單一性的說法，即糧食保護主義隻用於保證意大利南方所有製的生存，鞏固有害於新生產力發展的、最傳統的土地寄生形態。事實是，大部分意大利農業企業在農業危機中沒有能力降低生產成本、投入新的資金或修訂農業合同、改進經營技術來抗衡市場競爭。更不應忘記危機的深度和裂度已促使大部分歐洲經濟早在1887年前就已采取可靠的、有效的保護主義措施。因此，如若說關稅保護主義確是一種可使各有關部門都平安無事的簡易辦法，那麼從最先進國家的經驗中也確實找不到可迅速克服經濟衰退的不同辦法或經驗教訓。隻有丹麥、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部分國家避開了保護主義這一鐵的規律，它們至少有一個較好的資源和人口布局的優勢。總之，意大利的農業經濟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是一個易碎的“瓦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