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征收的小麥關稅到1894年超過了其他歐洲國家現行的關稅。農業保護主義果然刺激了小麥種植，但其結果擴大了粗放的、收成較低的作物比重，從而從另一方麵證實了李嘉圖的理論：高價小麥會提高貨幣工資和地租，卻減少用於資本積累的財力。此外，曆屆政府給予食糖生產者極高的保護稅率，甜菜種植麵積大量擴大，長期下來必然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消費者或食品工業並沒有從中得到具體的好處。
還應提一下，與法國“貿易戰”的反響以及對1890年後意大利農業全麵情況過分倉促的評價仍在影響著全麵否定農業保護主義的看法。毫無疑問，克雷斯皮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他不僅對法國懷有幾乎是瘋狂的不信任和敵視(甚至毫無根據地認為法國意在侵略意大利),而且認為國際形勢正向著不利於巴黎政府的方向發展。克雷斯皮甚至胡亂利用關稅保護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武器，因而給意大利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政府人士也存有相當錯誤的幻想：即使貿易破裂，法國經濟也不會放棄進口一些意大利產品，法國消費者和製造業仍需意大利北方的絲綢和南方的葡萄酒。當然，巴黎迫使意大利政府退出1882年與中歐帝國及某些沙文主義複辟王朝簽訂的同盟所施加的壓力對提前廢除1881年貿易協定也起著一定的作用。
1888年3月起兩國間的“海關戰”對意大利來說後果是嚴重的。意大利南方葡萄酒、油料和柑橘生產者蒙受最嚴重的損害，但意北方中小地主也遭極大的損失，雖然在關稅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他們還一直在附近的法國市場上保持著良好的絲綢、大米和牲畜銷路。從數量看，與法國的貿易總額(直至那時還占意大利貿易首位)從1887年的6.33億裏拉一直跌至1894年的2.62億裏拉，其中國際價格下跌也起了明顯的作用。與瑞士貿易關係的暫時加強、德國經紀人和金融家在半島的活動(目前還是零星的),以及1891年與奧匈帝國、德國相繼簽訂的協議(僅限於緩解葡萄酒和其他傳統農作物的嚴重困難，但交換條件是降低一些進口工業品的稅率),僅部分彌補了與法國貿易額的銳減以及法國資金從意大利企業和銀行界的外流。
南方大地主從糧食保護主義中得益匪淺，但仍需提出這樣的問題：1887年以及以後的年代中是否存在著走另一條道路的實際可能呢?朱塞佩·奧蘭多在描述國家農業經濟所取的成就和所麵臨困難時承認，海關稅率的改革至少抑製了，後又止住了一場幾乎波及所有地區的、並在農產品價格全麵崩潰後看來無法阻止的農業危機。即使保護主義是最有實力、最有權威的地主代表人物所需求的，小麥關稅也確實幫助了許多出售少量小麥的農戶(他們依靠糧食作物換取可在市場花費的現金)。
拒絕農業保護主義——朱塞佩·阿雷指出——在一個充滿種植糧食小生產者的國家裏，尤其在一個進行深刻的、迅速的調整和改變農作物的國家裏，會引發一場對農民群眾來說比采取保護主義更為廣泛的、破壞性的社會危機，將有數百萬過剩勞動力被趕出農村，趕出意大利。
確實，在與法國開展海關戰以及對糧食實行保護主義之前的那些年代裏，南方農業已在窮於應付國際市場日益廣泛、日益嚴重的危機總進程所引起的食品價格暴跌的形勢：其他歐洲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對葡萄酒、油料、大麻、亞麻的激烈競爭，效益日增的新旱地耕作製的強大競爭力，人為壓低彙率的輕率貨幣發行政策，等等。南方還存在著一個人口過剩的問題，在許多情況下使農業勞動生產率降到零，也許還是負數；另一方麵，不僅比歐洲大陸其他地區，甚至比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人口負擔更重、次地比例更大、土地改造和現代化的費用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有哪些可行的辦法可使南方農業經濟走上另一條道路呢?吉雷蒂、德維蒂·德馬爾科等一些自由貿易主義者當時設計了一條大量擴大地中海作物和放棄小麥生產的出路，從實際情況看(價格暴跌、轉產費用大、資源和人口嚴重失調等等)純係空想。在南方各地區，就是一種使兩個方麵相對平衡發展的方針也難以在危機的困境中闖出一條路子。
由於在基礎設施方麵缺乏公私投資或投資十分零碎，到19世紀80年代末南方農業為此付出了代價(我們已強調過基礎設施投資對地方經濟和革新發展的總體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結果是——缺少改良土壤和水利灌溉基礎工程，又無濱海平原整治土地的有力投資——生產多樣化和專業化種植的推廣在農業危機後成了短期內，尤其在整個經濟生活癱瘓、經濟情況極為嚴重的情況下，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在經濟衰退時期，公共支出流向的固有惡習比南方地主的保守思想更為有害，它阻礙了糧食種植的變革。總之，為使保護主義帶來的部分好處轉化成技術和種植方麵持久的成果(像意大利北方那樣),南方經濟極需可靠的基礎設施，極需為改善生產設備、為貿易周期正常運轉、為較合理有效地使用地方資源所必要的一係列環境條件。也不應忘記，南方還缺少一些合作社組織以及政治和工會運動，把農民群眾的不滿情緒轉化成一種來自下層的強大動力，推動改革農業合同，改善工資待遇，消除龐大的、揮霍無度的特權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