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些年起，公共活動對貨幣的穩定和新經濟關係的成熟開始擔負起決定性的角色。國家開支不斷增長幾乎是19世紀末歐洲的共同特征，公共行政所使用的財力有時竟達到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在意大利，國家幹預在積累資本和改造經濟結構的曆史長河中起著更為決定性的作用。這與國家落後程度本身成正比，在俄國、日本及其他工業發展較晚的國家裏(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是如此。1873年出現的不景氣現象加速了修改自由貿易政策，國家處理經濟活動的一些傳統原則幾乎到處都隨著不景氣而改變。不僅采取保護主義政策，而且還製定了一整套政治方針和立法措施，旨在加強融資、新技術引進、生產機構、戰爭能力、殖民擴張工具等等。
意大利統一後的20年內，許多公地和教會財產的轉讓和相當規模的公共事業和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或銷售或出租)成為一些自由貿易設想具體化的重要時機。19世紀80年代初，新的思想方針開始占據上風。當時至少已意識到，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正在進行的工業革命奠定了新的實力對比的基礎，改變了一直左右著或妨礙著較落後地區邁出工業化步子的經濟發展必要條件。另一方麵，農業危機引起經濟氣候變化的同時，隨著左派在政權中地位的鞏固，政治路線也正逐步變革。一些新的壓力集團對政府和輿論的影響日益增長；他們或產生於最早的工業區，或受君主一軍方權勢集團(一直與上層銀行界中那些同外國金融界勾結在一起的投機集團有矛盾)的保護。同時，要求國家保護經濟活動的政治傾向已加強，該傾向認為經濟活動是民族獨立和國家威望的保證。此外，改良土地和整頓城市居民區的大規模幹預以及越來越複雜的金融和組織問題的出現，必然加重國家機器的職能，增加各部技術科室的數目，加強改良土地、森林、衛生、教育等方麵的公共活動；關於經濟活動本身，國家也於1882年製定了新貿易法則，幾年後又批準了新的社會和勞動法。
從1883年起，財政政策常采用追加特殊公共支出以及對一些優先照顧部門突擊投資等方式來支持重工業、鐵路建築和集體運輸的發展。國家從1885年起就采取行動——對製造業的獎勵和酬勞製度——支持自由的、受補貼的海運公司，鞏固和加強海軍力量。同年，國家對按鐵路協議建設新線或繼續修建已開工的鐵路工程的公司給予集資方麵廣泛的保證。同時對生產發動機、設備和火車頭的機械工業(1882年至1886年間在萊尼亞諾和米蘭兩地成立的佛朗哥·托西公司和布雷達公司),以及對生產軍備的軍火工業(1886年在波佐利市建立生產大炮和船用大炮的阿姆斯特朗公司)盡可能提供新的市場。為推動中期貸款而批準降低民間銀行和其他金融企業發行票據的貼現率提高了營業額，促進了工業活動。因此，銀行的私人貸款總額從1881年國民總收入的15.4%增加到1889年的26%。
當時的頭等大事是：由於國家的堅決支持並在執行供應海軍裝甲和設備的合同上采取優惠價格和提前支付辦法，全國最大的鋼鐵工廠(特爾尼鋼鐵冶煉公司)於1884年3月成立。早在1871年，斯特凡諾·布雷達就提出了加強意大利軍事工業的計劃，但當時沒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提出采用公私各半的合營方式把一個遠離邊境和海洋的翁布裏亞小城改造成為一個“具有水力驅動的6000馬力的生氣蓬勃的鋼鐵和褐煤城市”的建議不受歡迎；現在這一計劃終於得以實現。在此基礎上誕生了大量生產鋼水的意大利第一個現代鋼鐵工業核心；但隻是在第二期才裝備了從礦石到生鐵、鋼、鋼材的整套設備。法國在租船失敗後集中注意力於發展蒸汽船舶的現代化造船業，其經驗也為意大利所借鑒。加強船隊和港口設施是主張國家經濟和軍事自給自足的貝內代托·布林部長積極執行的基本政策之一，它有助於冶金機械生產的部分複蘇，促進了大量外資流入造船業和軍事工業。國家航海獎隻獎給使用意大利船塢建造的船隻所航行的航線；國家製造獎(對於關稅保護主義造成的上調價格，可減免稅收，由國庫負擔)隻獎給使用國家鋼鐵工業產品的造船廠。
國家1885年法律規定的獎勵製度並未使意大利商船隊立刻全麵改用蒸汽機。例如，熱那亞海運局得到政府以各種形式給予私人船主75%以上的補貼，然而當地最大一家公司(意大利海運總公司)經理埃拉斯莫·皮亞焦開創的“經營政策”與熱那亞各個老公司的經營模式無多大區別：與過去一樣，把公共資金從本集團的一個部門調到另一個部門，搞投機活動，而不是把國家對船業的投資轉化成對碼頭和船隊進行技術改造的有效工具。此外，軍事上的急需、德普雷蒂斯和克裏斯皮兩屆政府的三國同盟政策和殖民政策、意大利海外移民增加所需的海運力量均促進了鋼鐵工業、造船工業和船舶公司間利益的一致。在保護主義的庇護下，在國家補貼計劃的背景下，大工業、銀行界和政界間有可能形成新的權力集團。從那時起，國家(或以公共行政直接訂貨的方式，或以獎勵和補貼的間接方式)成了重工業的主要客戶。諸如魯比尼和科隆博這樣的政治家有時在特爾尼公司任高職，有時在內閣中任部長；這種情況在19世紀90年代並非鮮見。據估計，僅僅1883年至1887年5年內對陸軍、海軍和公共工程的補貼增加到整個公共支出的50%。
總之，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積累的速度在加快，作為基礎工業的一個關鍵部門一鋼鐵工業一占有新的重要地位。由於國家訂貨和補貼，一個獨立自主的市場已形成，並在逐步擴大。最後，終於出現了一些有利條件，足以克服至今一直阻礙著重工業發展的一些瓶頸(盡管還存在著特權和壟斷利益的情況):可以動員適當財力，集中設備，使企業達到符合長期任務的適當規模；這些問題過去是高不可攀、無法解決的。今天我們已能更好地來評估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經濟變化，雖然掌握的材料還不夠完整。根據吉爾辛克龍有關整個生產活動的最新資料，以1881年為基數100,到1887年冶金工業上升到414,化學工業達到267,機械工業為185。然而，鋼鐵生產在1889年達到最高年產量34萬噸後一落千丈，冶金機械工業幾乎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這一情況證實意大利經濟存在著周期性的、不規律的進程，但並未減弱新興基礎工業的出現及其規模不斷擴大這種結構變革的重要意義。
當時，為保證生產資料生產有較高的發展速度，為增加有利於早期工業化進程的資本投入，國家在財政方麵的活動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今天，人們傾向歸功於阿戈斯蒂諾·馬利亞尼的政策(在德普累蒂斯政府中期和第一屆克裏斯皮政府內任部長，他從金融角度來決定公共開支的去向，支持重工業和新型公用事業的發展),認為其政策有著一貫的邏輯性，至少在經濟方麵比當時政治家和學者所承認的更有成效。但是，就是部分放棄年度預算平衡對一些至今仍習慣於正統財務製度的政治家來說也至少是一種特殊的、令人不安的準則。然而，擴大公共開支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既起著反周期性的作用，即部分緩解經濟危機所引起的貨幣緊縮的後果，又起著較長時期內增進既疲軟又不足的市場需求，盡管仍存在著許多結黨營私的惡疾以及在有組織經濟集團的壓力下屈服退讓的弊病。總之，通過國家執行較明確的幹預政策，加上剛走上的工業保護主義道路，意大利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