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自由貿易方針的徹底轉變以及多年製預算的概念必然給納稅者和消費者帶來相當大的損失，必然惡化——不斷發行普通債券、有價證券和國庫券——國債的狀況，因而調整國家財政的繁重任務必然落在以後各屆政府的身上。由於在國外發行高利率分檔債券及其他公債，債務大增，使國家經濟麵臨動蕩的國際市場一籌莫展，尤其是使意大利國庫麵對外國經紀人多變的態度無還手餘地。但是，朱塞佩·巴羅內在新近一篇學術論文中正確指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條件，它導致獨立自主的意大利金融市場再次處於結構性落後的境地，然而要實施工業化，又必須在這種條件下工作”。
擴大公共開支——除國家機器某些方麵運轉不靈(因1889年赤字達到5.59億裏拉)以及在國外巨額浪費外——仍無法完全阻止私人投資和從業人數的下降。如若新財政政策在第一階段作為穩定因素推遲了或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影響，那麼在經濟蕭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任何一種甚至是大膽的國家預算措施實際上也不能保證調控的效果。國民收入實質上停滯不前(1888年至1896年國民收入的步子勉強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長),使預計的稅收收入中出現了越來越大的缺口。機器、交通工具、設備器材的毛投資——1879年至1888年間幾乎翻了一番，從16.5億裏拉(按1938年價格)增加到31.34億——在90年代初幾乎直線下降，減到
21.52億裏拉；這一水平一直維持到1895年至1896年。一些觀察家因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一種表麵的、非真正的發展。實際上，這是始於70年代末的擴張運動的一次突然中斷，對國家經濟建設工作沒有引起毀滅性的破壞。1888年至1889年以及1892年至1894年的3年內國民生產總值雖然有所下降，但采礦業、電力業、交通運輸增值率卻在增長，商業活動在1888年、1891年和1894年突然減少後又開始活躍起來。
20世紀初，上世紀末經濟情況不景氣的烏雲漸漸散去，於是對最動蕩、最緊張的19世紀末20年中進行變革所留下的遺產有了不少積極的評價。即使與法國的“海關戰”使絲織業和“自然工業”遭受嚴重的損失，但耐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機器、發動機、紡織設備、冶金產品等)卻獲得廣闊的新市場，一個完全不能忽略的技術現代化過程已出現。確實，工業產品增長非常緩慢；1888年後，在國民收入內其比重甚至在下降。但是，在經濟活動增長速度驟然下降的一係列數字背後，應看到同時期內發生的質的變化：燒木炭的高爐逐步由一個較現代化的鋼鐵工業所代替；紡織工業縱向聯合的發展；機械工業多樣化的形成；化學、製藥、橡膠等方麵初期活動的加強。
結構的變化和市場的規模給經濟發展較遲的歐洲國家帶來了一些難以適應的問題。一些部門的增長速度相對來說要比從手工工場過渡到工廠的初級階段慢一些，因為後者對資本的需求不高、技術培訓較簡單，而即使是一個微小的發展，因起點特別落後，對生產總進程均有較大的影響。而重工業的建立則要求較昂貴的設備、較廣闊的財路，增長的速率卻又不那麼快。而且，棉紡工業一旦完成了
技術發展的第一階段後，要進一步改善設備規模也要求較大的投資和相當長的準備和適應階段。
自然，不是所有在保護主義下湧現的企業都傾向於把逐步占領國內市場所獲得的利潤進行再投資。幾個工業集團甚至依靠強硬的政治態度、議會中的結黨營私或收買某些新聞報刊，為領導集團和公眾輿論定下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調子，這樣在分配肥實的國家訂貨和無底的政府補貼中取得豐厚的份額。然而，國家特殊的開支和海關措施即使使受保護的企業獲得巨大的差額利潤，但那些年的財務報告並沒有得出企業處於寄生地位或公共財政處於惡化狀況的簡單結論；相反，認為在動員財富、投入固定資本及發展第一批大工業企業方麵還有一些具體的促進作用。至少，國家為支持現代化發展進程所起的宣傳教育作用或廣泛的輔助作用極其重要，有助於今後重大的發展。
另有兩個發展因素值得一提。一方麵，最先進、最有競爭力的工業部門逐步替代手工業企業；另一方麵，由於紡織業持續不斷的增長，農業危機期間先在城市建築業安身的一些離鄉背井的勞動力部分轉到工廠雇傭勞動的行列中。1881年至1901年間，機械化的或已采取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企業也通過這條道路擴大了市場，從而出現了傳統的家長式生產活動與真正的工業活動之間一條較為明顯的分界線，使家庭勞動和小工場工人不斷減少，其利潤也逐步下降。尤其是棉紡工業從農家手工業解體中獲得巨大好處，開始了一個較為急劇的生產專業化和工人勞動工廠化的過程。1882年至1890年，棉紡公司的資本從1700萬裏拉上升到4900萬裏拉，占紡織工業全部資本的38%,說明企業的集中正逐步走向更廣泛的領域。同時，在恩利科·德拉誇的推動下(伊諾第認為，似乎意大利的“商業大王”傳統又在複蘇),意大利紡織工業在拉丁美洲打開了廣闊的市場。這樣，在倫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裏亞許多地區，為一些強大的紡織中心創造了向新經濟領域擴展的先決條件，從而擺脫了老的商業和銀行投機活動。此外，也出現了向化學、紡織機械、電力等其他工業部門進行投資和擴展的新機遇。
19世紀末期的情況確實不能完全從狹隘的經濟角度來總結。社會緊張局勢加劇、鬥爭日益尖銳、政治激情不斷高漲，這些均是農業危機、與法國衝突在生產活動中引起的震動以及銀行體係的混亂等的背景。破產農民和窮苦雇農移民美國和拉丁美洲、北方農村流行糙皮病、南方百姓意誌消沉並非當年意大利唯一的形象。北方各工廠工人群眾勞動條件極差，他們反對工廠主的專橫和欺壓，反對無限製地增加工時和大幅度減薪(食品花去工資的75%,其餘被計件工資定額的提高和實物工資的增加所耗去)而不斷發動罷工，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情緒有時達到反政府、反議會的程度，一點微薄的積蓄和渺茫的希望也因實行新的累進稅收製而消失殆盡。這一切說明蔓延全國的不滿情緒正在日益高漲，也說明19世紀末開始的經濟發展嚐試有其局限性以及付出的代價。在1892年銀行醜聞、殖民之舉失敗和國家預算巨額赤字的壓力下，曾拒絕用增加地產稅來彌補特別軍費開支的領導階級似乎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