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當時威脅著政治製度穩定的階級衝突以及領導階層內部深刻的分裂產生了一股較強的推動力，要求更新經濟結構和改革各社會階層的力量對比。因此，克裏斯皮政權十分脆弱。90年代初，在多教變化論和1887年稅製的旗幟下形成了一個聯盟，該聯盟與法國第二帝國在波拿巴主義的庇護下建立的政治經濟集團，或與德國俾斯麥首相執政時期因銀行工業界最強有力集團和地主傳統力量間的臨時聯合而出現的政治經濟集團有著許多類似的東西。但是，社會黨的誕生，激進黨、共和黨、社會黨結成廣泛的左派反對派運動，剝奪最基本的文明自由在自由資產階級一些階層內引起的政治和社會緊張形勢，還有半島各地區發展的差異和不同程度，這一切使克裏斯皮無法把軍事集權君主製的鞏固與某種形式的國民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當時，這位西西裏國務活動家曾企圖重建金融體製和鼓勵重工業和軍火工業的發展，使經濟製度能較好地頂住危機的衝擊，而且也不忽略在一些南方地主統治的典型地區通過一些\"反封建\"的法律草案來建立現代資產階級所有製(南方地主對國家的其他地區來說似乎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沉重負擔，是社會肌體上產生政治“毒瘤”的一個源泉)。
像俾斯麥無法長期調和德國領導階級各個方麵(普魯士的農業貴族、大工業、軍隊)的要求一樣，一向傾向於采用德國集權方法加強政權、控製國內形勢的克裏斯皮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不得不放棄其努力和希望，即希望用鋼鐵工業、軍火工業與殖民擴張政策相結合的方法，爭取北方資產階級主力，確保實施一條基於海外成就的經濟發展新方針，確保在改革和鎮壓間找到一個能緩解農村嚴重社會不滿情緒的排氣閥。
90年代初蔓延整個南方的鬥爭，尤其是西西裏政治團體掀起的洶湧澎湃的運動，已引起公眾輿論對國家最富爆炸性矛盾的關注，使南方經濟社會現代化的要求在一段時間內完全公諸於眾；
然而，社會黨確實在理論上和政治行動上均未牢牢抓住這一改變“南方問題”看法的機會。由於社會黨人低估了農業和農民問題，南方地區的人民運動遭到失敗，給國家複蘇和發展的前進方向和傾向造成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方麵，一旦軍事反動重建原來的地方均勢，南方最終又會回到傳統的起點上(必將變得越來越落後);另一方麵，社會主義運動走上一條新的政治經濟道路，可以將其說成是北方工人“貴族”與大工業的聯盟，雖然其中有著辯證的關係。
1895年，意大利渡過了經濟最危機的年代。米蘭和都靈經曆了建築業投機失敗和金融業危機後正在恢複元氣：城市工業肌體更加厚實，城市建設規劃恢複進行。在皮埃蒙特省，焦利蒂和克雷斯皮間的黨派之爭以及仇法和親法之爭使陣營分明；在都靈，克雷斯皮的反對派深信，必須集中精力具體處理人民權利和自由問題、勞動問題、瘧疾問題以及糙皮病問題，體製方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他們以漸進方式開始了與社會黨人的對話。社會逐步發展、思想自由辯論、最低階層的解放等英國模式激起了廣大城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自由職業者的信心。伊諾蒂渴望在有文化素質的“工業巨頭”支持下進行改良行動；在他的要求下，像比耶拉市各工廠那樣緊閉的大門終於打開了。在米蘭城，家長製的傳統非常深厚，工人協會還被視為“顛覆性的”危險組織。熱衷於把工業分散到市郊，把城市變成一個生活和商業中心就是這種態度的表現之一。然而，除一些宗派小集團外，克裏斯皮政策仍未能把寡頭集團中穩健派的最重要部分爭取過來。像科隆博、普裏內蒂、埃托雷·蓬蒂這些與企業界有關聯的或直接來自企業界的人物，其謹慎的保守主義傾向於建立一個“名人政府”,不主張搞太個人化的政權；注重恢複國家財政，不關心爭取國際威望這種偉大構想的魅力。為了在較嚴格的中央集權政策下小心地維護殘存的地方自治特權，倫巴第大區的穩健派和自由主義者對皮埃蒙特大區的穩健派和自由主義者不無戒備。
“米蘭國家”的暴亂和皮埃蒙特大區輿論界權威人士對“西西裏人政府”的反感，都是北方資產階級有識之士不願與克裏斯皮權力集團(包括南方大小地主和軍事特權階級)同流合汙，不願為某種乞討般的投機活動以及南方知識分子“好鬥的”殖民主義和過於簡單化的雅各賓主義效勞的有力證明。他們也不願支
持企圖以昂貴的代價擴大在那遙遠的、有潛在危險的紅海之濱的占領地。隨後，盧紮蒂和迪魯迪尼采取措施(或實施稅收改革計劃，或成立全國老弱病殘救濟銀行),為索尼諾、佩盧和“宮廷派”意欲複辟寡頭政治而拋出的社會改良主義塗脂抹粉，但這些措施仍不足以平息北方企事業資產階級對一些反議會措施所懷有的不安情緒。在成長的道路上，工業階層對於老的議會宗派集團或對於某種見風駛舵、變化無常的多數變化論有了較深刻的覺悟水平，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組織能力。另一方麵，如火如
茶的人民運動以及第一批工業無產階級核心登上舞台(與窮苦農民群眾一起，展開維護法製的鬥爭，保衛和提高勞動階級的地位),加強了政治上較強大的、有較好工會基礎的工人運動。確實是這兩股新生力量——一是現代企業資產階級，一是組織在工會(由1888年至1894年的階級同盟和一些反抗性社團演變而來)中的工業無產階級——促進了國家在1896年後出現經濟長期上升的局麵下做出開始現代化進程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