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年），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即位，以次年為萬曆元年。即位初，朝事主要依靠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張居正從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都有所振興。萬曆十年（1582年）朱翊鈞親政後，追奪張居正官階，逐步廢止其改革措施。他晏處深宮，不常視朝，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並土地，溺誌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立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明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後人評論：明代亡國始自朱翊鈞。
1.幼年繼位，權力易他人
少年天子朱翊鈞能夠將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條，靠的就是“垂拱而治”。“垂拱而治”靠慣性在延續，朱氏家族的統治也在靠慣性延續。
朱翊鈞生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貴妃原為裕王邸宮女，後被當時還是裕王的朱載垕看中，隆慶元年（1567年）被封為貴妃。據說她對兒子朱翊鈞教育頗嚴，一心想讓他成為一個有為之君。
朱翊鈞自幼就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6歲時，他看見朱載垕在宮內騎馬奔馳，便上前擋道諫阻說：“父王為天下之主，單身匹馬地在宮中奔馳，倘若有一個疏忽，那可不得了。”朱載垕聽後深受感動，當即下馬，立他為太子，自此更加喜愛他。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載垕病逝。六月初十日，年僅9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
朱載垕去世時，為朱翊鈞留下了很好的內閣班子，朝中賢臣當國，人才濟濟。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高拱、高儀都是正直之士，極善謀略，而此時的內宮也非常安定，朱載垕的正宮陳皇後與朱翊鈞生母李太後相處得非常融洽，並且當時的大太監馮保也是明朝不可多得的好太監之一。
盡管朱翊鈞當時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少年天子”，但在這些人的支持下，勵精圖治，推行新政，頗有英主氣象。朱翊鈞任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並大力支持張居正的變法改革，從而換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相對安定的局麵。這段時期，不僅是朱翊鈞人生的輝煌時期，而且也使當時瀕於崩潰的大明帝國獲得了短暫的複蘇和繁榮。這一切當然與李太後、馮保等人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主要還是張居正忠心耿耿努力侍君的結果。
張居正原本和高拱、高儀二人一樣，同是朱載垕去世時的內閣顧命大臣。隻不過由於種種原因，高拱、高儀先後都離開京城還鄉，使得朝中三位顧命大臣隻剩下張居正一人，而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後在朱載垕去世後，就把教育培養朱翊鈞的任務交給了張居正，因此張居正就不得不擔當起輔弼小皇帝的重任。張居正一方麵治理國事，另一方麵非常注重對朱翊鈞的教育，親自為他安排周詳的課程，指導他讀書，選拔有素養的大臣主持教學，培養其治國安邦的本領，因而朱翊鈞也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之情。
據說，朱翊鈞平時非常尊敬張居正，言必稱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課時，朱翊鈞總是囑咐小太監將厚厚的毛毯放在張居正的腳下，以免凍著腳。張居正生病後，朱翊鈞更是親自為他煎藥，而張居正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親，將一個大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條。
2.閣臣相爭，製造千古疑案
權力的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為了權力，高層的閣臣之間也相互爭鬥。當然，他們爭的隻是相位，而不是皇位。因此，朱氏家族的江山不會改姓。
朱載垕給自己的兒子留下的班底可謂人才濟濟，但是，朱載垕本人在位時，這些人之間就已經開始鉤心鬥角，然而朱載垕隻是一味地調解，並沒有采取什麼有力的措施，這為日後的黨爭埋下了伏筆。神宗即位後，閣臣們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了。高拱和張居正相互排擠，一門心思地想把對方趕出內閣，獨攬大權。
高拱、張居正都是托孤重臣。張居正工於心計，藏而不露。高拱則性格外向，在文淵閣不時向同僚發出“十歲（虛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的慨歎，但他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幾天之後，這竟成了自己的罪狀。
就在主少國疑之際，一股新的政治勢力正在迅速崛起，這就是宦官馮保。馮保，深州人，自幼入宮，在嘉靖年間已經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之首，設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和隨賞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其中，掌印太監的地位最高，其次就是兼掌東廠事務的秉筆太監。隆慶初期，司禮監掌印太監空缺，按資曆當屬馮保。但是他隻得到了秉筆提督東廠兼禦馬監事。原因是高拱推薦了禦用監太監陳洪。陳洪罷免後，高拱又推薦尚膳監太監孟衝。在朱載垕去世後，在皇後和貴妃的幫助下，馮保這才當上了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由此，馮保與高拱積怨日深。
在神宗即位後的最初6天中，就發生了高拱和馮保兩種力量的抗爭。在高拱看來，內閣有張居正與他誌同道合，除去馮保豈非易如反掌。在他的鼓動下，言官們紛紛上疏彈劾馮保。但高拱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以前他戰勝過許多對手，實際上是仰賴於穆宗的支持；現在對手的背後卻是站在母親一方的神宗，盡管他隻有9歲。何況這時的張居正早已另有打算，而與馮保秘相往來了。言官的奏疏很快就落到了馮保手中。馮保又到皇後、貴妃和神宗麵前挑撥是非，把高拱在內閣所說“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改為“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做人主”。皇後和貴妃一聽驚呆了，神宗也被激怒了。
於是皇室內部做出了清除高拱的決定。六月十六日，朝臣紛紛來到會極門。這是神宗即位後第一次接見臣僚。馮保宣讀了皇後、皇貴妃和皇帝的旨諭，大意是高拱藐視幼主，將其逐出朝廷。高拱就這樣在張居正和馮保的陷害下，離開了朝廷。但馮保心裏還不踏實，於是他又緊接著策劃了一起以誣陷高拱為目的的王大臣案。
事情是這樣的：萬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小皇帝朱翊鈞按例出宮視朝。皇帝的轎子剛出乾清門，突然，有一男子著內使巾服，由西階下衝到皇帝前，當即被守衛人員抓住。從此人衣中搜出刀、劍各一把，經初步審訊後，知道此人名叫王大臣，是常州府武進縣人。太監馮保立即將此事奏告皇上。
3天後，正月二十二日，張居正向朱翊鈞上奏此事，他的態度很清楚，就是指向所謂“主使勾引之人”，其用意是要皇帝順藤摸瓜，查出王大臣的幕後主使人，“永絕禍本”。年幼的皇帝隨即同意了張居正的建議。王大臣被送東廠究問，而東廠正是馮保主管的部門，事件的發展正按馮保的謀劃在進行著。
一麵是東廠去捉拿高拱的家人，一麵是張居正向皇上奏請追查主使者，兩人配合密切。一時間，朝廷內外，直到京城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太仆卿李幼滋是張居正的同鄉，一聽此事，不顧疾病纏身，支撐起身體趕往張府，對張居正說：“你怎麼能幹此事？”張居正說：“為何說是我幹的？”李幼滋說：“朝廷抓得外人，而您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東廠稱主使者即是高老。萬代惡名必歸於您，您將何以自解？”當時科道各官頗為不平，欲上疏陳明此事，但又畏懼張居正，不敢貿然上奏。而刑科諸給事中互相議論：“此事關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見人！”於是寫好奏疏，建議將王大臣從東廠送出，由法司審理。為取得張居正的首肯，這些刑科給事中赴朝房向張居正作了解釋。張居正竭力阻止他們上奏。科道官們連等五日，從朝至暮，不見張居正的蹤影。禦史鍾繼英最終按捺不住，便上疏暗指此事。
然而張居正此意已決，不想中途變卦，便令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員去東廠，會同馮保一起審訊。按照慣例，廠衛審訊犯人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打十五板。王大臣痛得大叫：“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如何打我？”馮保立即打斷他的話，問道：“是誰主使你來的？”王大臣瞪目仰麵說：“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卻又問我。”馮保氣得麵色如土，又問：“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說？”不料，王大臣徑直答道：“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
朱希孝見狀不妙，恐怕王大臣把隱情和盤托出，便厲聲喝道：“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隻該打死。”又對馮保說：“馮公公，不必問他。”會審到此草草收場。
馮保還不罷休，進宮後還是以“高老行刺”奏明皇上。皇帝身邊一個年逾七旬的殷太監聽後，跪下啟奏：“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是個忠臣，他如何幹此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將何為？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後又對馮保說：“馮家，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胡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隻替張蠻子出力為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內官必然受禍，不知死多少哩？萬萬使不得，使不得。”馮保聽了，大為沮喪，又無言以對。馮保才省悟到此事難行，即差人報告張居正：“內邊有人說話，此事不好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