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2月，隆裕太後被迫代溥儀頒布了《退位詔書》，溥儀退居紫禁城中的養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滅亡，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終於結束。
3.皇帝夢成空，身陷牢籠成階下囚
作為曾經的皇帝，愛新覺羅氏是不甘心將天下交出去的。為了祖宗的基業，溥儀不惜充當日本人的走狗，但那一統四海的大夢，已到了該醒的時候了。
盡管清朝已經滅亡，溥儀也已經退位，但根據《優待條約》，溥儀和隆裕仍然居住紫禁城內。盡管紫禁城外的世界已是風雲變幻，但紫禁城這個小天地裏仍然看似平靜地維持著清朝的禮儀。溥儀也在這個小天地中，仍享受著皇帝之尊，慢慢地長大。
溥儀退位那年已經6歲了。同清朝以往的皇帝一樣，欽天監為溥儀選好良辰吉日，開始讀書了。溥儀的師傅既有教漢文的，也有教英文的。在師傅的著力培育下，溥儀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懂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知道了天下原本都是他的，隻是因為可恨的袁世凱和可怕的孫文，他才變成了紫禁城裏的“皇帝”，把整個天下都“讓”給了民國。在溥儀心目中，天下依然是他的，他要做“真正的皇帝”。
在他12歲那年，還真的出現了這樣一次機會，在仍舊忠於他的張勳的支持下，溥儀又一次登上了皇帝之位。
張勳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統帥江防營駐紮南京。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軍進攻南京，張勳負隅頑抗，戰敗後率潰兵據守徐州、兗州一帶，繼續與革命軍為敵。民國成立後，他和他的隊伍頑固地留著發辮，表示仍然效忠於清廷，人們稱這個怪模怪樣的軍閥為“辮帥”，他的隊伍被稱為“辮軍”。1913年，張勳因參與鎮壓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凱提拔為長江巡閱使。從此，他擁兵徐州，成為一個聲勢赫赫的地方軍閥。
1916年，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稱帝失敗，黎元洪當上大總統，實權掌握在國務院總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謂“參戰”問題上發生矛盾，段祺瑞主張對德宣戰，黎元洪和國會則堅決反對。張勳因德國支持他的複辟主張，而反對對德宣戰，但同時又蔑視黎元洪。因此，黎、段爭相拉攏張勳，此時，張勳卻另有打算。他偽裝成黎、段之間的調解人，企圖坐收漁利，同時積累實力，積極為複辟作準備。1917年5月下旬，當黎、段因解散國會問題爭執不下時，段祺瑞策劃武力推翻黎元洪並解散國會，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國務院總理職務。張勳乘機提出“非複辟不可”的主張，於6月7日率“辮軍”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國會，14日張勳到達北京。
經過一陣緊張的策劃，張勳於6月30日潛入清宮，決定當晚發動複辟。1917年7月1日淩晨1時，張勳穿上藍紗袍、黃馬褂，戴上紅頂花翎，率領劉廷琛、康有為、沈曾植、王士珍、江朝宗及幾位辮子軍統領共50餘人，乘車進宮。
3時許，溥儀在養心殿召見張勳。張率領諸人，對溥儀行三拜九叩禮。接著，由張奏請複辟說：“隆裕皇太後不忍為了一姓尊榮，讓百姓遭殃，才下詔辦了共和，誰知辦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國情，隻有皇上複位，萬民才能得救。”溥儀說：“我年齡太小，無才無德，當不了如此大任。”張說：“皇上睿聖，天下皆知，過去聖祖皇帝也是衝齡踐祚。”12歲的溥儀說：“既然如此，我就勉為其難吧！”同日，溥儀發布“即位詔”，稱“共和解體，補救已窮”，宣告親臨朝政，收回大權。他公布九項施政方針，一連下了八道“上諭”，大舉封官授爵，恢複清朝舊製。參加複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予尚書、閣丞、侍郎等要職，康有為任弼德院副院長，張勳為政務部長兼議政大臣，並被封為忠勇新王。張勳還通電各省，宣布已“奏請皇上複辟”，要求各省應即“遵用正朔，懸掛龍旗”。
複辟消息傳出後，立即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討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組成討逆軍，防守的“辮軍”一觸即潰，張勳在德國人保護下逃入荷蘭使館。複辟醜劇，僅僅上演了12天，就在萬人唾罵聲中收場了。
1924年11月5日，參加第二次直奉戰爭的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清朝小朝廷趕出了紫禁城。至此，溥儀結束了他十五年的“大清皇帝”的生活。溥儀被逐出宮後，先在他父親載灃的北府住了一段時間，接著，又在天津的張園度過了八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溥儀隨著年齡的增長，再由於服侍左右的清朝遺老的影響，他開始慢慢滋長了對國民政府的刻骨仇恨，時刻夢想著複辟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陰謀在中國東北建立偽政權。他們派時任關東軍參謀之職的土肥原到天津麵見溥儀，請他到沈陽去“親自領導”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國家。溥儀以為這正是自己“恢複祖業”的大好時機。於是，他登上日本人為他們準備好的汽艇，開始了他去實現“重登大寶”迷夢的旅途。1931年11月13日晨，溥儀在營口登陸。稍後，日本人沒有按約帶他去沈陽，而是以確保“宣統帝安全”為理由，不分晝夜地由日本軍警“保護”起來，不得出居處半步。經過三個月時間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軍政各界最終統一了認識，決定在東北建立“滿洲國”，由溥儀出任“執政”。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精心策劃下，溥儀正式出任偽滿洲國執政。在出任“執政”期間，溥儀簽署了日本人為他準備好的《日滿議定書》，出賣了大量國家主權。並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國聯調查團表明了他“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他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對此，日本人感到非常滿意。
1934年3月1日，溥儀似乎如願以償了。這一天，是他第三次登基，當上了“滿洲國皇帝”，定年號為“康德”。溥儀第三次登基稱帝後，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榮”，同時，也遭受了日本人給他帶來的屈辱、痛苦和災難。
溥儀在認識到自己的真實地位和所處境遇後，便由為了“恢複祖業”不惜一切代價，一變而為忍辱卑屈隻求保全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始，他一麵繼續聽從關東軍的命令，“裁可”簽發大量出賣民族權益，支持日本帝國主義“聖戰”的“滿洲國”政令和軍令；一麵戰戰兢兢地看關東軍給他派來的“帝室禦用掛”吉岡安直的眼色行事。從1940年起，溥儀便不敢再公開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請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到長春，作為祖宗供奉起來。此時的溥儀，從肉體到精神，已經全麵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