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儀也最終結束了他痛苦的傀儡皇帝生涯。16日，他在隨關東軍準備乘飛機逃往日本時做了蘇聯紅軍的俘虜。第二天，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犯，溥儀被押往蘇聯。
4.昨日皇帝，今日公民
天下分久必合，大亂必大治，大清帝國成了曆史的記憶，愛新覺羅家族也隨著那個時代的離去而離開了人們的視線。作為曾經的皇帝，溥儀經曆了兩個時代，由皇帝到公民，時間改變了一切。
1950年7月，蘇聯政府將溥儀及其他偽滿戰犯全部移交給了中國政府。從此，溥儀開始了為時九年脫胎換骨的改造。“皇帝”戰犯的脫胎換骨與常人有所不同，溥儀在9年的改造過程中，經曆了一個比普通偽滿戰犯更為艱苦複雜的過程。
被引渡回國之初，溥儀隻想到死。從在蘇聯聽到回國的消息起，他就認為這次必死無疑，共產黨決不會輕饒了他這個“皇帝”加頭號戰犯。然而，自從他到了中國土地上後，溥儀所經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沒有當即處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同別的戰犯一樣，戰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換了衣服，發給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還配給了香煙。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國政府出兵援朝抗美，偽滿戰犯們幾乎一致認為美國人會打進來，共產黨會像曆代王朝一樣，在關鍵時候要先處理掉所有關押的重大犯人，結果，美國人沒打進來，共產黨更未把他們處理掉。
經過長達兩三年之久的默默觀察，到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又回到撫順時，溥儀已經意識到他不會被處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活下來了。“真龍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沒有什麼兩樣，溥儀從此開始考慮如何度過以後的時光。
死的問題解決了，對其他偽滿戰犯來說，已不再有過不去的關口，絕大部分人都不再懷疑共產黨的政策，開始努力學習，積極改造，爭取得到政府寬大處理。可是對“皇帝”戰犯來說，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溥儀前半生雖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別是偽滿14年，無異任人擺布的木偶。但在個人生活方麵，他卻始終是按照皇帝標準，拿著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前蘇聯的5年間，也從不曾自己穿過衣服、疊過被子，甚至連腳都沒自己洗過。成為戰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戰俘後，他的弟弟溥傑、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及嶽父榮源，都曾自覺自願地以臣仆的身份為他端飯，鋪床疊被，穿衣洗腳。在家族中，溥儀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隻是這些人不再明著稱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邊”了。因此，當戰犯管理所為了使溥儀獲得改造，把他與家族成員分開，安排其他偽滿戰犯和他住在一起時，這位“皇帝”戰犯便遇到了有生以來未曾遇到的“難題”：他不但要自己端飯、整理床鋪、穿脫衣服、洗腳、洗衣服，而且還要和別人一樣輪流做值日，打掃房間衛生，甚至還要提馬桶！起初，溥儀覺得這是管理所故意要他難堪，因為這些事他從未做過，也不會做，以致早晨起床時，他還沒穿好衣服，別人已經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別人又開始吃飯了。每當溥儀感到自己無能，為自己事事落後於人而痛苦時，戰犯管理所的同誌就來幫助、開導他，同時也循循善誘地引導他認識過去，反複講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勵他好好改造自己，爭取做個新人。
自1955年起，戰犯管理所一方麵帶著溥儀一行偽滿戰犯到東北各地參觀工廠、礦山、農村、學校，請各方麵的人訴說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政權的種種罪行；一麵在加強思想教育的同時，允許戰犯們的親屬寫信和前來探望，促使他們認識自己的過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儀同其他人一樣，在這一過程中，他親眼看到了新中國的成就，親耳聽見了那些偽滿時期受盡非人折磨的人們的訴說。慢慢地，溥儀有了正常人的感情，開始認識自己的過去，並暗中盤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麼時候過上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儀與七叔載濤的會見，終於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時年69歲的載濤，是溥儀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人。他告訴十幾年未見麵的侄兒“皇上”：愛新覺羅家族的老人，新中國成立後都各盡所長，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氣蓬勃，為建設新中國積極貢獻力量，他這個“皇叔”已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多次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主席要他來看看“皇上”……從此以後，溥儀真的變了。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前夕，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了特赦令。時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釋放。1959年12月9日，離開出生地整整35年的溥儀，終於回到北京，從此，一個新穎、奇特，但又充滿幻想的公民生活，開始展現在這位中國末代皇帝的麵前。
溥儀真誠而坦率地告訴親人們說，他想見見周恩來，也想見見毛澤東，他要把獲得特赦的喜悅心情告訴兩位恩人。但他知道這事恐怕實現不了，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哪有工夫見他這樣的普通公民？何況又是曆史罪人。
當天晚上，溥儀輾轉於床，思緒萬千，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上午，溥儀由住在同院的同族六弟溥儉陪同來到公安派出所辦理戶籍手續，他終於成為在北京市有正式戶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儀讓五妹韞馨陪著上街，溥儉也一塊兒去了。他們先來到民族文化宮，在高高的塔樓前照了一張相。溥儀說：“我這個滿族人，曾給國家造成災難，隻有人民政府才能給少數民族帶來幸福生活，這樣宏偉的民族文化宮正是一個象征。”他們又來到天安門廣場，在背襯天安門城樓西側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金水橋邊又照了一張相。
自1960年3月起，溥儀開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半日學習，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環境。一年後，他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的文史資料，但仍堅持每周到植物園去勞動一兩天，工作閑暇，撰寫自傳《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麵人士的共同關心幫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儀與北京關廂醫院的一名普通女護士李淑賢，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滿的小家庭。
正當溥儀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歡樂之中時，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襲來。實際上，溥儀前半生長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毀壞了他的身體。1962年新婚後不久，溥儀就不時溺血，經名醫診治，暫時抑製了病情的發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衝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麵看上去，身體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儀病情開始惡化，盡管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和特別保護下，專家為他進行特殊的精心治療，使他減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開了隨後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風的襲擊，但腎癌這一惡魔，終於在1967年10月17日淩晨，吞噬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