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對變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顧國家的利益，凡是王安石實行的新法，都必求罷廢而後快。司馬光五月間入朝執政，即上書攻擊變法派，請求革去其職。有的大臣認為神宗剛死，不宜急於改變。司馬光反駁說：“王安石、呂惠卿所實施的變法，危害天下，並非先帝本意，改變就是救天下於危難。更何況太皇太後是先帝的母親，以母改子合乎禮法。”高太後、司馬光等首先罷廢保甲教練和保馬；接著，罷市易，廢青苗，停止助役錢；最後，罷募役法，恢複舊的差役法。在不過一年左右的時間裏，王安石所實行的各項新法，幾乎全部被罷廢了。
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司馬光在病中說：“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募役、置將和對夏作戰）青苗法罷廢後，司馬光的好友範純仁以國庫空虛為由，建言再立散錢出息之法。司馬光具奏說，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現在禁抑配，就沒有什麼害處。幾天之後，又覺得不妥，認為不夠堅決，於是，便帶病入朝，對高太後說：“是什麼奸邪勸陛下再行此事！”高太後隻好下詔“青苗錢更不支表（散發）”。司馬光欲廢免雇役法，恢複差役舊法。變法派章悼爭辯說：“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之害，至於役法，如以差代雇，需要詳細討論。”蘇軾也對司馬光說：“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範純仁也勸說“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司馬光一概不聽，1086年三月，最終恢複了差役舊法。
在對西夏政策上，司馬光也完全否定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張。西夏統治者在宋哲宗繼位後，派使臣勒索蘭州、米脂等五寨。司馬光一口應允，並指責不讚成的大臣，是“見小忘大，守近遺遠”，說是“惜無用之地”，會造成“兵連不解”的後患。司馬光甚至主動提出，要把熙河一帶也一並奉送給西夏，由於遭到反對，未能實行。
在學術方麵，司馬光剛一執政，就破格起用“河南府處士”程頤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又擢任為崇政殿說書，為趙煦講授儒學。起用程頤的詔令說：“孔子說舉逸民，所以起用你，為洛陽人作個樣式。”呂公著在處理政務時，遇到疑難，也向程頤請問。程頤特別強調從思想上對王安石的“新學”進行清除，說“介甫之學”是於“浮屠之術”（佛教）的大患，並說：“今天新法之害事處，但隻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新法罷廢後，司馬光又改科舉考試法，立九經，依照舊注講說，不準用王安石的經義。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高太後又采呂公著議，下詔：科舉考試隻許用“古今諸儒之說，不準引用申（不害）韓（非）”。這樣，從政治措施到文化思想等方麵，守舊派完全消除了王安石變法的影響，一切又回到了舊有的體製。
更為關鍵的是，“元祐更化”雖然糾正了熙豐變法中的部分弊病，卻在北宋後期政治上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影響到宋朝其後的政治局勢與曆史走向。
3.蜀、洛、朔黨爭，不見硝煙的戰場
貴族階級內部為各自的利益而暗地勾結爭鬥，就像一個不見硝煙的戰場，最終釀成“朋黨誤國”的悲劇。
高太後垂簾聽政時期，重用守舊派的官員，用來更改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經過元祐更化之後，變法派的力量在朝廷中可以說是銷聲匿跡了，守舊派的大臣也就掌握了朝廷的大權。這些反變法的大臣本來就有著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利益，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裏團結起來，隻不過是因為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王安石變法，將變法的各項措施廢除。當這個目標實現之後，原先隱藏在暗處的矛盾便逐漸暴露出來，有著相同政治主張和政治利益的官員組成自己的小集團，也即“朋黨”，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扭曲事實，混淆是非。這樣，在宋哲宗早期，朝廷裏便出現了著名的“蜀洛朔黨爭”。
司馬光去世後，保守派內部失去了協調和震懾不同政見的領袖人物，保守派的成員就逐漸以地域為主分化為蜀、洛、朔三黨。其中，蜀黨以蜀學派的創始人蘇軾為首，主要成員有蘇轍和侍禦史呂陶等人；洛黨以理學派的創始人程頤為首，主要成員有朱廣庭、賈易等人；以禦史台官員結為朔黨的人數是最多的，主要有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人。
最先爆發衝突的是程頤和蘇軾。程頤由於司馬光、呂公著的推薦，進為崇政殿說書，為11歲的哲宗皇帝講經學。程頤為人迂腐刻板，不懂得處理人際關係，對趙煦嚴加管教，甚至還進諫：要皇帝左右的宮人、內臣都選45歲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的大小動靜都要讓講經的官員知道。程頤以老師自居，對趙煦正色訓誡，又主張一切用古禮，中書舍人蘇軾譏諷他不近人情。這樣程頤和蘇軾之間就結下了矛盾。
元祐元年九月，保守派首領司馬光病逝，而此時，朝廷的大臣卻在為皇上頒布大赦詔令而舉行朝賀。很多官員準備在慶禮結束之後去司馬光家吊唁。但是，程頤卻又一次以道學自居，認為不可以去，並且引經據典地說：“經書中是這樣說的，孔子在一天裏哭了就不會再歌。”當場就有人反駁說：“孔子說是哭則不歌，但是沒有說歌則不哭。”蘇軾接過話頭，冷笑地諷刺道：“這個大概是枉死在西市上叔孫通製訂的禮，而不是孔夫子的禮。”眾人聽後，無不大笑，程頤很下不來台，從此，兩人的嫌隙更深了。程頤的學生右司諫賈易、右正言朱廣庭就極力尋找機會來彈劾蘇軾，為老師報仇。
元祐元年十月，蘇軾在為考試官職者所出的策問中，提出：“古時，周公和太公治理齊國、魯國，但是，後世還是難免衰亡，並且告訴子孫這些治理方式不能原封不動地奉行。所以說，即使大聖大賢的治理之法，也是不免會有弊端的。”又說：“我朝六聖（指的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以來，雖然治理的方式各自不同，但是都可以同歸於一個仁字。”“如果現在還要效法仁祖的忠厚，則百官就有可能不再很好地履行他們的職責，而至於敷衍了事；如果要是效法神考的勵精，則百官就可能不能領會它的真實內涵，而使行政過於苛刻。”此話一出，立即被洛黨人物抓住了。於是，朱廣庭就攻擊蘇軾，認為宋仁宗和宋神宗都不足以效法是大不忠，隨後又奏稱蘇軾曾經罵過司馬光和程頤。但是在蘇軾申辯之後，高太後沒有治蘇軾的罪。朔黨的王岩叟等人，怕朱廣庭因為此事被逐出朝廷，就上疏說蘇軾雖然沒有罪，但是也不是沒有過，一時間此事成為了朝廷的重要議題。盡管呂公著等人企圖平息爭端，但是王岩叟、朱廣庭等人卻要爭出個是非。蘇軾在元祐二年正月的一天，再次闡述自己的意見：“我經常擔心文武百官們會矯枉過正，而使神宗的勵精圖治會逐漸地被破壞。擔心數年之後，管理官吏的司法逐漸寬泛，理財的方法逐漸鬆弛，國防之事也會懈怠。當然還有更多的憂慮，隻是無法表達出來。”蘇軾的這些話實際上表達了對當前政治的不滿。
當洛黨人士賈易、朱光庭劾奏蘇軾考試策問出題是譏諷仁宗和神宗的時候，蜀黨人士也不甘示弱，呂陶反攻賈易、朱光庭身為台諫官，不應假借事權報私仇。洛黨賈易又劾奏呂陶與蘇軾兄弟結黨，並涉及文彥博、呂公著。高太後大怒，罷賈易諫官，出知懷州。禦史胡宗愈、諫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頤“汗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八月，程頤罷崇政殿說書，出管西京國子監。
公元1089年，因為貶蔡確之事，三黨之間又起紛爭。蔡確在安州賦詩十章，被保守派指為譏諷高太後。高太後大怒，重罪將其貶謫新州。左相範純仁向高太後建言，“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蔡確被貶後，呂大防以為蔡確黨盛，不可不治。諫官劉安世、吳安詩等因奏範純仁也是蔡確一黨，罷相出知潁昌。公元1090年，文彥博年老告退，呂大防為左相，朔黨劉摯為門下侍郎，次年進為右相，但是兩人又不和。禦史楊畏依附呂大防，劾奏劉摯，劉摯被罷相，知鄭州。朱光庭為劉摯辯解，也罷給事中，出知亳州。
就這樣，保守派官員結為朋黨，相互攻擊，陷入一片混鬥之中，朋黨之爭使當時的政治變得極其複雜。政治上的內耗削弱了北宋的實力，為北宋王朝走向沒落敲響了警鍾。
4.影子皇帝的複仇始末
哲宗趙煦在高太後的影子下生活了18年，他親政後，努力擺脫高太後的陰影，施展自己的抱負。他對元祐大臣的憎恨之心也開始付諸行動。然而他在複仇的同時，卻使家族統治走向了歧途。
元祐八年九月，垂簾聽政長達十年之久的高太後終於撒下手中的權力歸天了。但是，她在臨終之際還對趙煦說：“先帝後悔變法，為此甚至流了眼淚，這件事情我是非常清楚的。老身死後，一定會有很多的人蠱惑皇帝，你一定不要聽他們的。”同年十月，18歲的趙煦開始了親政。
趙煦親政之後，翰林學士範祖禹連上幾道奏折，請求皇帝能夠堅持元祐時期的政策。但是，趙煦連理都不理，並且不顧元祐大臣的阻止，提拔了原先伺候他的幾個宦官。正當趙煦為朝廷缺少和他意誌相投的大臣而苦惱時，吏部侍郎楊畏上書說：“神宗更法立製以垂萬世，希望能研究新法來繼承。”於是，趙煦召見楊畏，問他先朝舊臣誰可以起用，楊畏就舉薦章悼、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等人，並且講了宋神宗建立新政的本意和王安石變法的益處。趙煦很是信服，當下就任命章悼為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夫、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上書右丞。
三月，考試進士策問，李清臣出題，大致問的是元祐更化之舉為何產生了種種弊端。蘇轍上疏攻擊，認為已經推行了九年的政治不可輕易更改，趙煦大怒，罷蘇轍門下侍郎，出知汝州。進士由楊畏複考，結果，原先列為上等的支持元祐政治的考生全部降為下等，而主張熙寧、元豐變法的則擢居前列。從此，繼述神宗新法的輿論傳播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