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日本農業土地基本上為封建大地主所有，食利、剝削性的封建大地主階級，即“寄生地主”僅僅關心如何從佃農身上榨取更多生產剩餘，對任何推動農業生產發展的技術革新和支持政策持消極保守態度，也沒有積極性去推動農業保險的發展。軍國主義政府為實施對外侵略擴張，則對農業采取榨取政策，以城市金融業、寄生地主和工農之間的“剪刀差”等形式、渠道，獲得支持侵略擴張的工業軍事化的發展剩餘，對土地改革、農業保險等農業發展支持政策采取反對態度。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農業保險很難有任何實質性發展。日本政策性農業保險製度形成於二戰後，是美國占領當局鏟除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政治經濟土壤的一係列政治經濟民主化改革的產物。1947年美軍占領當局製訂了指導日本農村民主化改革和土地改革的《農民解放指令》，該《指令》對日本土地改革的徹底推行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土地改革徹底清除幾個世紀以來強加在日本農民身上的封建剝削和封建枷鎖，使占日本近70%的小農獲得徹底解放，成為了土地所有者，極大地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對保障農業生產穩定、推動農業現代化的農業保險等農業支持，農民持積極支持、歡迎態度。同時，日本政府為解決戰後出現的糧食危機，穩定政局，保障社會經濟恢複，在美軍占領當局《指令》指導下對土地改革及其農業保險等一係列的農業發展支持政策持積極推動的態度。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土地改革不僅使日本農民獲得了經濟自由，還獲得了政治自由、人身自由，民主選舉製和農民普選權的推行，使得農民成為了左右政局、影響政府政治決策的重要力量，農民積極運用手中的投票去影響政府決策，爭取有利於自己的農業發展支持政策，“農民隻要向他們的候選人直接施加政治壓力，就可以通過合作運動使他們的保護要求得到滿足。”因此，日本政府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製度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獲取農民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維係政府政治統治的合理性、合法性。而民主政治安排賦予了農民影響政治決策的權利，增強了農民在政治經濟談判和政治經濟利益博弈中的地位和實力，而政策性農業保險製度的建立恰恰是社會各階層、各利益集團博弈的一個結果。
美國農業保險製度的演變曆程是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各階層力量對比和不斷博弈，影響國家政治經濟製度演變的一個縮影。上個世紀30年代之前，美國農業保險一直采取商業保險公司市場化運作、經營的模式，政府采取不支持、不幹預的態度。而事實證明，由於農業和農業保險的特性，市場失靈不可避免導致農業保險經營的失敗。而政府幹預，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製度既有緩解經濟危機，刺激需求，推動經濟複蘇的經濟考慮，也有獲得農場主、農民等農業利益集團政治支持的政治考量。政府及其政治代理人建立政策扶持的農業保險製度，既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利益，追求政治經濟利益最大化是理性的政府及其政治代理人一切政治行為和政治決策背後的根本動機。美國政治製度特征、各派政黨政治利益立場、政治理念的差異對政府態度、決策產生了影響，影響到農業發展政策的製訂和農業保險製度的演變。政府對農業保險發展采取幹預、支持和扶持政策開始於羅斯福的民主黨政府，這是羅斯福新政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大蕭條，自由主義政策的失敗為政府幹預提供了一個充分而恰當的理由，為政府實施農業保險、災害救濟等農業發展支持政策提供了充分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政府支持的農業保險的全麵推行是卡特的民主黨政府實施的。而對高補貼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對政府幹預，共和黨常常持懷疑、批評的態度。民主黨傳統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南方的農民和農場主，而共和黨代表了東北部工業區工商界的利益。不同政黨利益立場、政治理念的差異對美國政府的農業保險發展政策、農業保險製度安排都產生了深刻影響，這種政治體製對未來美國農業保險製度演化軌跡、發展方向將產生持續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