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筆者的實地調查所獲得數據來看，不同環境下的不同類型的農戶的風險意識、風險態度、認知結構存在很大差異，生豬養殖大戶比傳統小農麵臨更為複雜和不確定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結構，麵對更多的市場交易主體，因此，養殖大戶對風險更為敏感，並積極地搜尋信息、學習知識去應對風險。而小規模農戶，由於其生產的市場化程度低，所麵對的主要是自然環境，環境複雜程度遠低於種養大戶麵臨的複雜市場環境，使得環境對傳統小農的刺激所形成的是風險敏感度較低的認知結構。這一點已經從種養大戶與小農對於農業保險的不同需求意願體現出來，種養大戶的需求意願遠遠大於小農。
由於氣象、水文、地質、土壤、動植物病害等技術知識的專業性、複雜性和傳播的有限性，在農戶受教育水平比較低、知識存量不夠的情況下，農戶識別、認知風險不是完全依靠這些新技術、新知識，而是根據自己的傳統慣例和知識體係去識別、了解和認知風險。當這套傳統慣例越來越難以有限地應對日益複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時，農戶的認知結構將出現偏離。從筆者調研所了解的情況來看，絕大部農戶，尤其是中老年農民由於受教育程度低，知識結構過於陳舊，加上農業技術知識和技能教育和培訓的嚴重滯後，他們對於現代風險管理知識、現代生產技術的了解和掌握非常有限，對農業保險的需求產生了很大限製。實地調研中，很多中老年農戶就反映了保險合同條款複雜，看不懂，從而影響了他們投保農業保險。
同時，技術條件的變化也擴大了農戶行為選擇的範圍，過去不可能的選擇現在變為了可能。例如當科學技術有了顯著進步、生產力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生產多元化、多元化就業選擇、現代保險製度、福利製度保障為農戶提供了有效規避風險的技術手段和製度安排。
隨著社會轉型、經濟轉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民對農業保險的需求和承受能力也在增強。隨著農民溫飽型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滿足，當“生存倫理”不再是第一位的行為準則時，農民開始產生更高的需求。在更高層次需求驅動下，農民開始多種經營，開始由小規模經營向規模經營發展，農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農業投入不斷增加，農業生產麵臨的風險不斷增大、日益複雜，農戶對農業保險的風險保障需求也不斷增強。隨著城鄉交流、互動日益頻繁，尤其是大量農民進程務工，加快了現代金融保險、科學技術等知識、信息向農村的流動和傳播，隨著農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保險知識存量不斷增加，進而帶來農民傳統風險觀念、風險意識的變化，改變著農戶的農業風險管理決策。
因此，農民能夠根據製度環境的變化，調整自己的判斷和行為，形成與製度環境相容的最合理的行為決策。在特定的製度環境下，農戶會形成特定的風險意識、風險態度和風險認知及其行為特征。不同的行為特征體現出不同的風險偏好、風險態度、風險認知結構，不同的風險偏好、風險態度形成了處置農業風險的不同製度安排。不管是選擇積穀防荒等傳統風險管理安排，還是選擇農業保險，都是在既定製度環境下，具有“製度理性”的農民做出與環境相容的最合理的選擇和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