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製度環境的變化降低了保險公司進行農業保險製度創新的學習成本、知識成本、信息成本。改革開放後，隨著保險教育的發展，保險知識等現代科學知識的普及，保險人才的培養和積累，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保險公司、農民等保險企業家進行農業保險製度創新所具備和儲存的知識、技術積累越來越厚實，進行原生式創新的學習成本和知識成本越來越低。現代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信息時代，知識、技術信息在保險公司之間傳遞的門欄越來越低，後來者學習、模仿和掌握先進農業風險管理技術、知識的難度和成本也越來越低。創新先行者想長期保持領先地位的壓力越來越大，在競爭壓力的驅使下，創新先行者不得不不斷開發新的農業保險產品、農業風險管理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改進業務組織流程以鞏固市場地位和領先優勢，而跟隨者為趕超先行者也必須不斷學習、模仿、吸收、創新，以縮小與先行者的差距甚至超越先行者，而人保與中華聯合、太保等保險公司的競爭就處於這樣一種態勢。因此，在創新學習成本降低和外部競爭壓力下，激勵了保險公司實施創新，推動農業保險製度發展。
製度環境的變化所導致的製度創新成本的降低，創新收益的增加，在市場競爭的外部約束下，推動了保險公司乃至地方政府進行農業保險製度創新高潮的湧現，實現了中國農業保險製度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沿著高效的路徑演化。而在1994年之後，製度環境又發生變化，製度創新的成本——收益關係發生改變，農業保險製度創新再次陷入低潮階段，導致中國農業保險製度發展停滯，沿著一條低效甚至無效的路徑演化。
1994年是中國農業保險製度創新的一個拐點，也是中國農業保險製度演化的一個分叉點。製度環境的變化和政府、保險公司等製度主體在製度環境變化刺激下的政策和行為調整，使中國農業保險製度在分叉點由高效的演化路徑拐入低效甚至無效的演化路徑，在路徑依賴效應下，長期處於製度鎖定狀態，導致中國農業保險陷入長達10年的停滯。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有企業、銀行等金融體製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並嚴重影響了改革開放的進程。農村在經曆80年代初家庭承包責任製、糧食流通體製等一係列改革、創新後，農業和農村的矛盾基本得到緩解，為進一步推動經濟體製改革，確保經濟快速發展，政府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轉移到矛盾日益突出的工業、國有企業和金融體製改革上，進行了改革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但政府在進行改革發展戰略調整和轉移後，未能進一步推動農村和農業新一輪的製度改革與創新，製訂推動農村和農業改革與創新的支持政策，導致第一輪製度改革、創新結束後，農村的改革發展再次陷入停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