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延殘喘的安息王朝被取代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而它的取代者就來自波斯地區（法爾斯省）。自209年5月11日[1]，在今天設拉子附近的伊什塔克爾[2]，阿娜希塔神廟的聖火守護人兼這一地區的朝貢國國王帕帕克號召本地領袖反抗混亂不堪的安息帝國。他的兒子阿爾達希，又稱帕帕坎，最終響應了他的號召，於226年6月23日，在他接替父親成為大祭司和聖火守護人的阿娜希塔神廟中自行加冕為伊朗的萬王之王。以宗族祖輩薩珊的名字命名的薩珊王朝就此誕生，並於651年因阿拉伯人入侵滅亡。它的權威在初期僅局限於波斯本地[3]，而它的領土將迅速擴展並覆蓋安息帝國的全境。
與即將成為他的非直係祖先阿契美尼德家族一樣，阿爾達希以中央集權形式的民族主義和瑣羅亞斯德教為基礎創建了一個統治係統，該係統的所有舉措均打著阿胡拉·瑪茲達的旗號[4]，這意味著必須在世俗權力與教權之間保持巧妙的平衡，但也導致政界與宗教界之間關係緊張，這正是日後王朝崩潰和帝國解體的初始因素。在清除阿爾達班五世的餘黨後，出於與王朝和解同保持帝國統治連貫性的這種政治上的考慮，阿爾達希迎娶了密特拉，也就是卡拉卡拉曾向阿爾達班求娶的那個女兒。
他所開創的應該是最常被伊朗人提及，也是前伊斯蘭時代最知名的王朝[5]，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朝代的國王人數眾多（四十幾位），且圍繞其中一些國王的傳奇故事豐富多彩；此外，它標誌著所謂“伊朗的伊朗”的悲劇性結局。在薩珊王朝中有四位偉大國王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其中當然有阿爾達希（226—241年在位），但還包括他的後代沙普爾一世（241—272年在位）、沙普爾二世（309—379年在位），以及霍斯勞一世（531—579年在位）。他們四人都不得不對抗時常與亞美尼亞王國結盟的強大鄰國羅馬的霸權野心，並積極治理和鞏固這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國，以防止隨時可能出現的分裂和侵略。
開國國王阿爾達希還沒來得及品嚐登上王位的喜悅，亞美尼亞國王——安息王朝的遠房表親，便在羅馬人的支持下質疑他的權力，反對他的監管。阿爾達希在經曆了幾次挫敗後，終於成功遏製住亞美尼亞國王的反叛，暫時平息了帝國西北部的騷亂。
這一勝利使阿爾達希萌生直接對抗羅馬人的大膽念頭。他自稱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繼承人，宣稱對包括小亞細亞直到愛琴海、附近海峽，以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和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在內的“祖輩領土”擁有主權，並以此名義“命令”時年二十二歲的羅馬年輕皇帝亞曆山大·塞維魯[6]將這些領土退還給他。對後者來說，這無異於喪失位於地中海東部的大部分領土。麵對阿爾達希的最後通牒，亞曆山大·塞維魯率領自己的部隊以及從埃及趕來增援的新兵，在亞美尼亞的支持下，向阿爾達希的帝國的心髒——薩珊的都城挺進。阿爾達希一方備有十二萬披甲騎士、一千八百輛戰車和七百頭每頭配備兩名精英弓箭手的戰象，嚴陣以待[7]。
232年11月26日，奧龍特斯河沿岸的塞琉古帝國舊都，今天位於土耳其境內的安條克，成為他們交鋒的戰場。羅馬軍隊很快遭到重創並被迫撤退[8]，將六萬具屍首[9]遺棄在戰場。盡管萬王之王取得了無可爭辯的勝利，並重新將幼發拉底河確定為兩國邊界，他卻沒有在政治上對羅馬的潰敗加以利用[10]。在重建伊朗帝國對亞美尼亞的權威，並命人刺殺了背叛他的安息家族的國王後，他選擇將注意力轉向東部和南部，成功恢複伊朗對中亞和阿塞拜疆的支配，接著重新掌控巴林群島和阿拉伯半島沿岸。這些地區直到651年阿拉伯入侵前都屬伊朗所有。
阿爾達希十四年零兩個月的統治不僅限於對戰亞曆山大·塞維魯的勝利，他留下的是一件驚人的作品。在軍事方麵，為使帝國能夠在麵臨內憂外患時迅速做出反應，他重建了被安息王朝解散的常備軍。他同時要求行政機構將他下達的所有命令和決策存檔，並向相關的軍事統帥、總督和宗教領袖（穆貝德）發送副本。這個舉動傳達出對國家運作清晰明了的全局觀，以至於在多年以後的300年3月17日，對其現實意義高度讚賞的納塞赫皇帝專門為這些檔案舉辦了一次展覽。阿爾達希還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一個偉大建設者的形象，他創建了眾多城市，其中一些在日後發展壯大，並留存至今，如今天法爾斯省的法拉什班德，克爾曼省的巴德希爾，伊拉克的安巴爾，胡齊斯坦省的霍爾木讚，以及著名港口巴士拉。
如同居魯士一樣，他也具有麵向全人類的整體視野，在他的治國“箴言”和警句[11]中傳達出的是我們今天所謂“全球主義”信息，其中充滿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智慧和創新的政治哲學，並成為此後眾多伊朗作者撰寫政治文本時的靈感來源。
作為一位卓越的組織者和政治哲學家，阿爾達希在很短的時間內將安息王朝的封建帝國成功改換為一個近乎中央集權的國家，隻有某些封建主和小國王保留了他們原有的一部分自治權。如此，他的兒子沙普爾一世在多年協助理政後，於240年從他手裏接過了一個和平、複興的強國。
繼位時，這位被世人比作大流士的沙普爾一世已經是一位成熟練達、閱曆豐富的男人。他是在公元200年，也就是在他父親與安息公主密特拉結婚之前出生的。出於對阿爾達希的尊敬，他等待了兩年才舉行了自己的加冕典禮。他的統治以經驗主義的治理為突出特征，既不是阿契美尼德中央集權主義的傳承，也不是安息封建體製的延續。沙普爾一世擁有一支職業常備軍，從而擺脫了美哈斯坦的監管，他僅需麵對少數地區勢力對他的違抗。有鑒於此，他的行動主要集中於兩個重點：從羅馬手中繼續收複阿契美尼德王朝舊有領土的同時力爭保持對兩帝國永遠的角力場——亞美尼亞的支配權；維護新生的多元宗教文化，以對抗意圖保留傳統特權並提高其政治影響力的瑣羅亞斯德教派。
於是，他在反羅馬的敘利亞人民和該地區龐大的猶太社群的幫助下，開始了對羅馬東方行省的門戶城市安條克為期一年的占領，直到羅馬皇帝戈爾迪安三世（225—244年）將安條克重新奪回。但沙普爾的首次敗績僅持續了很短的時間，243年在今天伊拉克境內上演的馬西切戰役將使該地區重回到伊朗的懷抱。法爾斯省達拉卜的一座石刻浮雕上留下了對他赫赫戰功的永恒記載：“戈爾迪安率領羅馬人、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組成的龐大軍隊入侵了伊朗，並在亞述爾斯坦（敘利亞）戰敗，他本人在這一戰役中被殺，部隊也全軍覆沒。取代他的是羅馬人選出的菲利普[12]。後者向我們求和，給我們送來五十萬枚金幣，以換取他們的戰俘，這使得羅馬帝國成為我們的朝貢國。”
他的勝利令作為安息王族親屬的亞美尼亞國王梯裏達底二世（217—252年在位）深感不安，後者於是與高加索的伊比利亞人[13]和貴霜帝國[14]訂立盟約。沙普爾果斷反應，粉碎了這一聯盟。他用薩珊諸侯替代了貴霜帝國原來的君主，並在梯裏達底二世遇刺身亡後，立其子霍爾米茲德為亞美尼亞國王。如此一來，他越過了紅線。
羅馬於十年後在一位老議員瓦勒良（253—260年在位）的統治下發起反擊，他居功自傲，對伊朗人進行軍事騷擾。在沙普爾一世於253年奪取安條克並占領了敘利亞、卡帕多西亞和奇裏乞亞[15]的三十七座城市後，瓦勒良在隨後一年又將具有戰略意義的安條克奪回。他的宗教政策在東方基督教信眾中引起的仇恨將令薩珊帝國獲益。事實上，在繼續作戰的同時，瓦勒良下達了兩份詔書，對基督徒進行全麵迫害：一份於257年頒布，規定禁止基督徒從事宗教活動，強迫他們祭祀異教神靈；另一份於258年頒布，對違反規定的司鐸和教士處以死刑，並剝奪他們的財產。在這種背景下，259年兩國於美索不達米亞位於卡雷與埃德薩（均位於今天土耳其南部）兩城之間的地域展開的決定性交鋒中，瓦勒良被兩次擊敗，並與其手下和隨從一並被俘。伊朗對整個黎凡特、小亞細亞及其所有城市和港口的支配盡管不會持久，但再一次成為現實[16]。
剩下的就是該如何處置戰敗者的問題。時年七十七歲的瓦勒良與他的將領和議員們被押送至泰西封。至於他那兩萬名被俘的士兵，他們被帶領著穿過美索不達米亞，到達今天胡齊斯坦省的阿瓦士。加入他們隊伍中的還有基督教傳教士，以至於他們落腳後，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基督徒社群。他們都將參與到沙普爾——這位名副其實的建設者所規劃的多個大型工程項目中來，其中包括迪茲富勒[17]橋——其遺址一直留存至今，為馴服卡倫河和卡爾黑河的洪水而建造的沙德拉萬大壩，以及貢德沙普爾學院建築群，作為第一所涵蓋了哲學、醫學、數學、天文學等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府，它吸引了眾多來自希臘、羅馬和埃及的學者聚集於此，以躲避羅馬不寬容政策下的迫害。貢德沙普爾學院是當時最有威望的學術中心，其醫院據稱也以世界第一而聲名遠揚。
260年11月7日，瓦勒良身著紫色皇袍，與他的將領和議員被綁著現身。士兵們則被領出示眾，但沒戴枷鎖。瓦勒良跪倒在薩珊皇帝麵前，一個非同凡響、頗為震撼的畫麵。沙普爾自稱“伊朗及非伊朗世界之王中王”，宣布“伊朗是一個高於世界所有國家的強國”，“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居魯士和亞曆山大的世界帝國夢想再次被提及。“羅馬不可戰勝的神話又一次被打破”，阿卜杜勒·侯賽因·紮林納—庫博如此寫道[18]。為了讓這一被他歸功於阿胡拉·瑪茲達庇佑的勝利永載史冊，沙普爾命令在帝國的五個地方以石刻浮雕詳細記錄這一勝利過程。於是他命人將他的光榮戰績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帝王穀以三種語言的長篇文章形式記載在拜火廟的圍牆上，這些石刻文字至今仍清晰可辨。
然而，與羅馬的衝突並沒有因此停止。趁羅馬戰敗後國內出現亂局，沙普爾利用了在他王國避難的一個羅馬逃亡者塞裏亞德斯，通過助其竊取羅馬帝國的王位，達到在敵人中進一步製造混亂的目的。如此，塞裏亞德斯成為被載入《羅馬帝王紀》（於4世紀末撰寫，是117到284年這一時期羅馬皇帝傳記的彙編[19]）的三十位僭主中的首位。這首次的僭越奪權是在瓦勒良之子加利恩努斯（260—268年在位）統治時期策劃實行的，並持續了一年。另一邊，羅馬人從261年開始在敘利亞組織反擊，由東方部隊統帥奧登納圖斯指揮。後者率部踐踏了伊朗領土，並於267年抵達泰西封城下，不料卻在此時遇刺身亡。盡管直到272年兩國之間都不時出現一些小型衝突，但二者的邊界在幾年中保持著相對的穩定。
這一戰線的情況得到了緩和，沙普爾重新著眼於更易於操控的東部邊界。他將中亞的一部分——今天的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歸入伊朗，與此同時，將印度次大陸內的印度河劃定為帝國邊界[20]。誠然，他沒能重建大流士的帝國，因為他的統治範圍不包括希臘的亞洲城邦、埃及、利比亞和蘇丹，也沒能將征服計劃推進到更遠，到達非洲。然而，他至少讓伊朗保有了地中海沿岸的一個重要出海口。此外，他的兒子霍爾米茲德（改宗基督教的亞美尼亞新國王）及其後代將努力在兩個大帝國間建立相對平衡的政治關係，且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宗教方麵，沙普爾一世也主張一種創新的治國方略，而此時伊朗正經曆著深層次的變革。盡管他時常自稱瑣羅亞斯德教和阿胡拉·瑪茲達的信徒，他卻拒絕選擇一種國教。他在一份皇帝詔書中宣布帝國內的所有宗教均擁有從事宗教活動，甚至傳教的全麵自由。在幾次出征中，他身邊竟一度伴有一位伊朗先知、幻象畫家、哲學家摩尼，後者的思想——“摩尼教”將在伊朗及更廣闊的疆域發展傳播。
摩尼即將自稱“封印先知”，這點就如同後世的穆罕默德。他於215年或216年生於泰西封附近巴比倫尼亞的瑪第奴，父母都是伊朗人，母親可能是安息王室的後代。他的父親帕提格引領他進入了當地一個淨洗派團體——厄勒克塞派，阿拉伯人稱之為穆格塔希拉派。對這一團體來說，不同於瑣羅亞斯德教的火，水才是淨化萬物的元素。此外，他們允許棄教，倡導戒肉戒酒，鼓勵他們之中“純淨”的人不要與女性發生性關係，相信耶穌多次化身，其中第一次是亞當……雖然他在二十歲時與淨洗派學者決裂，並反對他們的某些儀式，包括那驚人的“蔬菜洗禮[21]”，但他從他們那裏借鑒了很多基本要素，用以構建他自己的教義。在耶穌基督應許的聖靈於228年4月和240年兩次顯聖後，他感到自己被賦予了傳教的使命，於是二十七歲的他在242年春季的第一天出發前往印度，在禁欲主義的吸引下，他開始了佛教的學習。他於250年重返伊朗，而他紮實的訓導和崇高的聲望已經先他到達。摩尼一襲白衣，佩戴的唯一一件飾品是“一隻刻有太陽和月亮的金銀環[22]”。通過國王的弟弟菲魯茲（卑路斯）的引薦，他贏得了沙普爾一世的信任，並與他進行了多次對話。
他聲稱的具有世界通用性並專注於基礎知識的這一宗教源自基督教、佛教和原始瑣羅亞斯德教的混合，在他看來，原始瑣羅亞斯德教已經被穆貝德們背棄了[23]。他通過七部著作親自闡述了他的基本教理，其中的第一部《沙卜拉幹》專為沙普爾一世而作。他將自己的訓導建立在善與惡（或光明與黑暗）這兩個具有相同力量的初始元素為根本的二元論基礎上。神的名字對應善，而魔鬼的名字則對應惡。他的教義以“三際”為綱：初際時，光明與黑暗並存；中際時，光明被黑暗侵染玷汙後嚐試將其擊退，為此需要將黑暗從人體內驅除，這便是鬥爭的關鍵；後際時，光明與黑暗又各歸其位，在它們初始所處之區域內共存[24]。
為引導人類脫離黑暗物質，即他們的肉體，找到神的部分，即他們體內尚存的光明，摩尼將人劃分為選民和聽者。前者，被應許進入明界的博學者，被免除了所有其他勞動，僅致力於布道、禁欲和齋戒，他們吃素，且拒絕一切性關係。後者作為前者的仆從，不得崇拜任何偶像、殺生、偷盜、通奸等，且摒棄法術，每周齋戒一次；此外他們可以結婚，並無限製地繁衍後代——盡管這一行為有傳播邪惡的嫌疑。如果他們遵守訓導，他們將轉世再生為選民，並能夠進入永存的光明。
這一教義深深吸引了沙普爾一世，他對摩尼教的支持造成了三個後果。首先，它使摩尼得以大範圍傳教；其次，這使沙普爾一世能夠壓製瑣羅亞斯德教徒的稱霸野心。但與此同時，這也使穆貝德們的主流宗教圈對摩尼十分反感，並將伺機除之而後快。
沙普爾一世通過與摩尼結交，獲取了一種政治力量，令他可以分割幾方的權利，從而更好地統治。如此，他下令將希臘、羅馬和佛教的經文都翻譯成巴列維語[25]。同時，處事圓通的他命一眾穆貝德撰寫一部承襲《阿維斯陀》的完整且權威的參考典籍。此外，他還遏製了一個葉爾勃（瑣羅亞斯德教經文誦讀者和訓導者）的崛起，這位葉爾勃名叫卡提爾，在王朝六十七個品級中僅屈居五十一品，他號召在宗教方麵實行不寬容政策。彼時，在安息王朝的寬容政策下，瑣羅亞斯德教司鐸團體的組織結構逐漸形成，但不具有任何特權，然而在卡提爾的推動下，瑣羅亞斯德教的政治“奪權”運動興起，最初在沙普爾一世的阻撓下發展緩慢。但禍根已經埋下。
要總結沙普爾一世的傑出統治就不能不提他在建築方麵做出的貢獻。事實上，正是他下令建造了泰西封宏偉的王宮[26]，這座被視為僅次於波斯波利斯王宮的伊朗前伊斯蘭時期第二輝煌的建築遺跡。然而，殘存至今的隻有那座塔克基思拉宮大拱門——一座高30米的磚砌伊萬[27]，伊朗最高的圓形穹頂。比沙普爾（“沙普爾的美麗城”）也是一個城市化的典範：不同於一般城市的圓形設計，考慮到其龐大規模，這座城市的其中一部分采用了長方形設計，其中兩條主幹道垂直相交，直通皇宮主殿，主殿本身也建有高25米的圓形穹頂。主殿的牆壁上排列著64個壁龕，裏麵裝飾著有敘利亞羅馬風格的阿坎瑟斯葉紋和卷草紋描繪的灰墁雕塑。主殿有三棟伊萬，其正前麵高達25米，同樣以灰墁裝飾，地麵鋪有馬賽克鑲嵌畫。所有這些建築裝飾方法都在日後被伊斯蘭藝術繼承，並運用到他們的宗教和王宮建築中去。
沙普爾一世大帝——伊朗史學家如此評價他——於272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這在當時被視為高齡。據說他去世時，身邊陪伴的是阿紮爾·阿娜希塔，“王後中的王後”。
沙普爾一世的死開啟了一段雖非混亂卻也在政治和宗教上十分不穩定的漫長時期。他的六位繼承人隻部分延續了兩位祖先的治國方略。第一位，霍爾米茲德一世，他的兒子，僅在位一年零十天，他熱情迎接了從亞洲長途遊曆歸來的摩尼。據記載他改宗了摩尼教，但沒有得到確證。霍爾米茲德一世的繼任者，其子巴赫拉姆一世（273—276年在位）在為期三年三個月零三天的統治中令帝國的宗教政策從此改變了方向。他的這一決定是在重新受到重用的瑣羅亞斯德教強硬派司鐸卡提爾教唆下做出的。“他（國王）讓我在帝國中擁有了最高的級別和頭銜……為我設計了‘卡提爾，巴赫拉姆的靈魂拯救者，歐馬茲特的穆貝德[28]’的名字。”為了建立他的威望，他對外展示出與國王近似的形象：“在繡花的紅色褲子之上，他穿了一件剪裁考究、褶皺精美的天藍色長外衣。他在脖子上戴了一條大顆珍珠項鏈，這是他與國王同有的特征。他的頭上戴著一頂很高的圓頂金色氈帽，帽子上有絲帶裝飾。[29]”像國王一樣，他通過多個岩壁碑文記錄他的榮耀。在位於帝王穀的卡巴伊紮杜什特東麵牆上，人們可以讀到：“而我，卡提爾，從一開始，為了所有神明、國王和我自己的靈魂，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和不快；我令伊朗帝國的很多聖火和祭司興旺繁榮……阿裏曼和妖魔的教義都被驅趕出帝國。帝國內的猶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拿撒勒教徒、基督徒、馬克塔克教徒和讚迪克（摩尼教徒）都被處死。[30]”摩尼將首當其衝受到波及：276年（或277年）2月26日，他在蘇西安納的貢德沙普爾被投入獄中，在遭受二十六天的折磨後疲憊力竭而死。
如此，瑣羅亞斯德教終因其宗派主義變成了國教，一個新的宗教品級製度應運而生。位於頂端的是“馬嘉帕”，憑借國王的支持，他們執掌司法事務，並順勢從中漁利。他們的級別僅次於最高祭司，動輒援引開國國王阿爾達希的遺言：“王權與宗教是一對孿生子，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存在，因為宗教是王權的基礎，而王權是宗教的守護。王權對其基礎的需要就如同宗教對其保護者的需要一樣絕對，因為不受到保護的便會消亡，沒有基礎的便會崩潰。[31]”倚仗他們新掌握的權力，瑣羅亞斯德教的機構篡改了查拉圖斯特拉的幾項基本教義，重建對女神阿娜希塔[32]的崇拜，使後者與阿胡拉·瑪茲達幾乎平起平坐。他們將她為國王加冕的形象展現在當時的浮雕上。這使得一種多神教的形式有所回潮，但所有的事情都有其兩麵性，卡提爾以其不寬容，甚至荒誕極端的立場，將瑣羅亞斯德教祭司引向最終的衰敗。例如，他背棄查拉圖斯特拉將所有動物和人賦予同等價值的原則，在動物中分出益獸和惡獸。比如，蒼蠅、金龜子等昆蟲和貓、老鼠、蛇、烏龜、青蛙等都被視為不潔的動物，應被清除。此外，與原本的禁欲主義相悖，卡提爾曾說：“兩個人中用肉填滿肚子的那個能夠更好地接受善思。”《偈頌》中的思想還剩下些什麼？在他之後，祭司們不顧俗權與教權的分離，竭盡全力操控一切。正如娜哈德·塔賈多德寫道[33]：“伊朗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宗教監獄，而他們就是監獄的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