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些考驗，沙王沒有像一個真正的君主那樣做出回應。事實上，他對國家政務沒有興趣；相比之下，他更熱愛後宮享樂，還新招募了五百多名妃嬪，大多數是焦勒法的亞美尼亞人。他一開始將政務交予精英射手指揮官和他的護衛隊長官，然後他改讓幾任維齊爾——幸運的是，這些維齊爾都具有很高的素養——負責遏製在他二次加冕後肆虐全國的糧食危機，並在1691年重振貿易，以及推行貨幣改革[14]。
不愛征戰的蘇萊曼一世從不親自領兵打仗，1676年他指定一位沙姆魯可汗擔任皇家軍隊統帥，前往阿斯塔拉巴德和達姆甘周圍平定叛亂。然而，這一時期卻是打擊其宿敵的最佳時機。奧斯曼帝國在1683年維也納之戰後元氣大傷，沙王麵對西方國家的敦促卻無意起兵，此時的西方十分傾向於與伊朗結盟對抗共同的敵人，而這一聯盟卻正是沙王阿拔斯曾幾何時極其渴望並數次強烈要求的。作為自我辯護，蘇萊曼說出了這一名言：“伊斯法罕於我足矣！”
這一與前朝形成鮮明對比的軍事不作為主要是因為國庫空虛。在大維齊爾的支持下，蘇萊曼一世對開支進行了多次大幅削減：皇家護衛隊的人員壓縮了三分之二，軍隊指揮官離職後不任命繼任者。當他的大維齊爾謝赫·阿裏汗於1689年去世時，他也沒有指定新人。為開辟財源，他對民眾強征苛捐雜稅，特別是對亞美尼亞人，除其他稅費外後者甚至需要繳納選舉稅。經濟因此一蹶不振，國家越發貧困。
在宗教方麵，蘇萊曼是一個從不錯過一次禱告的極其虔誠的什葉派穆斯林。他對基督徒既沒有表現出太多關注，也沒有施加迫害。他非常寵信什葉派的高層教士，對他們的角色和建議都十分重視。
事實上，蘇萊曼既沒有其父的能量也沒有其父的英明，他二十八年的統治因其政治上的選擇、心理的複雜、對宗教的過度虔誠，為他留下的是一副昏庸甚至墮落的形象。這一形象也源於他宮廷的頹敗，宮中的每個人都隻想著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為取悅一個善變易怒的沙王，他們極盡阿諛奉承、虛偽諂媚、腐化敗壞之能事。
蘇萊曼一世於1694年7月29日逝世。彌留之際，他在伊斯法罕的後宮內讓太監們在他的兩個兒子之間選出繼承人。然而，他似乎說道：“如果你們想要安靜祥和，就選擇我的長子（素丹·侯賽因）；如果你們想要見到帝國的輝煌、實力和繁榮，就選擇阿拔斯·米爾紮。”前者時年二十六歲，後者二十三歲。這句遺言隻有在他身邊的姐姐聽到。作為宮廷權謀的核心人物，她宣稱國王將素丹·侯賽因指定為王位繼承人。他們聽從了她的意見——他們想要一個容易操縱的國王。他們將看到這一災難性的選擇在整個伊朗引發的所有後果。
素丹·侯賽因生於1668年，作為薩非王朝第九任沙王，他於1694年8月7日在紮因代河南岸的阿延納—卡娜宮中舉辦的奢華典禮上加冕登基。他繼承的遺產是一個越發貧困、野心全無、繼《席林堡和約》以來被劃走一部分領土、軍隊戰鬥力薄弱、宗教團體和宦官當權的國家——一個日趨衰敗的國家。
素丹·侯賽因像他父親一樣在後宮中長大，完全沒有迎接這些挑戰、重建薩非統治係統的能力，而這一係統自阿拔斯一世死後也每況愈下。從素丹·侯賽因登基伊始，他就將政權引上了一條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道路。與一直以來的慣例不同，他沒有讓蘇非長老主持加冕禮，而將這一任務交給了伊斯法罕的“謝赫—伊斯蘭”——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1627—1699年）。後者，以其書寫的文章可以斷定，從屬於“烏蘇勒”的政治宗教學派。該學派“盡管承認任何人都無法擁有接近伊瑪目的權威和合法性，但仍認為最優秀的什葉派學者在對宗教文獻進行了長久的分析後，能夠借助於自己的判斷（伊智提哈德）解決所有問題，且什葉派穆斯林信徒可以仰仗他的意見，就像他是伊瑪目本人的化身一樣[15]”。這一做法事實上令最極端的教團滲入政權核心，甚至由它獨攬大權。而這正是接下來所發生的事。作為自己為政府背書的回報，馬傑萊西要求加強“傑哈德”（聖戰）的教法法規。素丹·侯賽因為了展示誠意做出表率，決定將皇宮酒窖清空，並將酒窖內的六千瓶酒傾倒在公共廣場上。馬傑萊西很快宣布禁止女性在沒有男性陪同的情況下出行和在皇家慶祝儀式上跳舞，禁止年輕人出入咖啡館，任何人都不得飲酒、吸食鴉片或迷戀養鴿子一類的娛樂性活動，因為所有這些活動都與伊斯蘭相悖。
沙王盡管自己嗜酒成性，卻對這些法規不予幹涉，並像他父親一樣，對國事興趣索然。他如此篤信宗教以至於有人稱他為“侯賽因毛拉”，而作為一個虔誠的什葉派穆斯林，令所有人大為震驚的是，他挑選了坦承自己是遜尼派信徒的法特阿裏汗·達戈斯塔尼擔任大維齊爾長達五年[16]。鑒於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公開鎮壓非什葉派宗教社群，如被視為有悖伊斯蘭的蘇非派和其他神秘主義哲學宗派，這一大維齊爾人選就愈發矛盾而令人費解。
素丹·侯賽因以其溫良的天性、善意、仁慈和他無心的揮霍為人所知，但在很多人看來，他麵對頑固狹隘的宗教思潮所表現出的善變和軟弱都加速了王朝的衰敗。蘇格蘭外交家和史學家約翰·馬爾科姆（1769—1833年）認為，素丹·侯賽因既沒有“他父親的粗暴，也沒有他的殘忍”，但他的“過度虔誠對國家來說比蘇萊曼的壞脾氣更具有毀滅性”。[17]
1699年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的離世令權力對比發生了些許變化。沙王長期不予過問的政務被他的大姑瑪利亞姆·貝格姆、後宮宦官和幾任大維齊爾接管。在這個時期，伊朗與奧斯曼和莫臥兒帝國的外交關係進展良好，令政府更為憂慮的是阿曼的阿拉伯人為獲得波斯灣控製權而發動襲擊的威脅。帝國在中途放棄了與葡萄牙建交的嚐試後，從1699年開始派出多支使團前往路易十四的宮廷，以期在向法國提供商業優待的同時獲得法國海軍的支援。如此，雙方締結了一項協議，法國會支持波斯人在波斯灣地區的立場，以換取波斯對其境內基督徒的保護和傳教士的自由通行。
沙王最後十年的統治更加混亂，人民因生活貧困而頻繁起義。在伊斯法罕，宗教強硬派穆罕默德·巴吉爾·馬傑萊西的宅邸於1715年遭縱火焚毀。兩年後，食品匱乏和物價上漲導致了新一輪的動亂。和平已變為虛假的幻景。
最嚴重的情況出現在遠離伊斯法罕的地方。從1709年起，兩個最具影響力的阿富汗部族之一——坎大哈的吉爾查伊人反抗薩非統治，於1709年和1711年殺死中央政府派出平叛的兩名親王，並宣布獨立。1716年，另一個阿富汗大部族——赫拉特的阿卜達裏人也步其後塵。
1722年無疑是素丹·侯賽因當政期內最糟糕的一年。其間，兩條戰線被打開。第一條是6月間打開的沙俄戰線，沙皇彼得一世此舉旨在遏製奧斯曼帝國對裏海周邊領土的野心。這一戰事以1723年——在薩非王朝崩潰後——的《聖彼得堡和約》落幕，根據這一和約的規定，伊朗將其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包括打耳班和巴庫在內的國土，以及吉蘭省、希爾凡省、馬讚德蘭省和阿斯塔拉巴德省讓與沙俄。
然而，致命的一擊來自坎大哈地區的遜尼派阿富汗吉爾查伊人。統治這一部族的是時年十八九歲的馬哈茂德·霍塔克。從1719年開始，他自視已有足夠實力反抗薩非王朝的統治。馬哈茂德·霍塔克從坎大哈出發，率軍圍困克爾曼但沒能攻陷，隨後又包圍亞茲德。他從亞茲德收獲了一筆可觀的贖金後才開拔離去。1721年，在發覺薩非王朝軍隊無力調集援軍對其各部分領土施救後，他決定征討伊斯法罕。1722年3月，馬哈茂德·霍塔克行至戈納巴德，距離他的目的地僅二十公裏。沙王派出一支四萬人的軍隊前去抗擊。兩軍於3月8日交鋒。盡管人數隻是伊朗軍隊的四分之一，阿富汗人卻占了上風，這主要是因為伊朗指揮缺乏統一性，且伊朗人引入了一種無用的新武器——“架在駱駝背上的輕型火炮‘讚布拉克’[18]”。就這樣，帝國軍隊這次不是在邊界而是在本國境內被打敗。
幾天後，馬哈茂德·霍塔克包圍伊斯法罕。都城的防禦工事因缺乏養護而狀況不佳。此外，不知什麼原因，城內的神職人員反對使用火炮。當新焦勒法城區遭到燒殺劫掠時，宗教團體反對“伊斯蘭的軍隊”對非信徒施救，如此薩非都城的核心區域開始反抗。為扭轉命運，人們在各大清真寺舉行禱告儀式，在街道上開展宗教遊行；進一步強化反飲酒措施以贏得安拉的恩寵；人們甚至向馬哈茂德獻上一筆重金，以求他離開。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6月7日和8日，素丹·侯賽因之子塔赫瑪斯普—米爾紮帶領一千騎兵成功突圍，試圖集結傳統上效忠王朝的各省總督、巴赫蒂亞裏各部族和洛雷斯坦各部族的武裝力量，但徒勞無功。
皇城與世隔絕，供應匱乏，乃至於人們開始吃草，吃馬肉、駱駝肉、狗肉、貓肉……一些編年史作家甚至提到吃人肉的現象……那些毛拉則用稻草和土擊打自己的頭，以求驅除厄運……與此同時，某些權臣則暗地裏向馬哈茂德派出信使，詢問他的意圖，提出和談。他們甚至主張以一種新辦法驅敵：王室後宮齋戒禱告三天！至於宮廷侍臣，他們建議送一位王室公主給馬哈茂德和親。於是，人們嚴守齋戒，並將公主送至馬哈茂德軍營，後者即刻與之完婚，但他的征服計劃絲毫沒有被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