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22年阿富汗人奪取伊斯法罕和薩非王朝覆滅之前，共有四位沙王於阿拔斯之後掌權：薩非一世（1629—1642年在位）、阿拔斯二世（1642—1666年在位）、薩非二世\/蘇萊曼一世（1666—1694年在位）、素丹·侯賽因（1694—1722年在位）。阿拔斯沙在文治武功方麵都成就斐然，使得這些繼承者也麵臨更加巨大的挑戰。所有治國方針路線已然清晰劃定。要貫徹既定的方針政策，他們必須與時俱進勇於創新，聯合相互對立的民間、軍事和宗教力量。但他們完全沒能做到，因為他們或無憂患意識，或殘忍暴戾，或缺乏對公眾利益的關切，高枕無憂享受這太平盛世，以至於將其荒廢甚至葬送。
沙王薩非一世在繼承王位時本應勝券在握：當前奇茲爾巴什群體已變為國家的公仆而不再一味追求一己私利；各個部長不再因利益集團的更替而遭罷黜，而是可以擁有較長的職業生涯；高級官員憑能力得到錄用。中央集權使以前受到當地法律、風俗管理的行省現在都能受到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主義和宗教寬容盛行的國家，司法權力也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公平。此外，與奧斯曼人和烏茲別克人簽訂的和約保證了不一定持久但至少切實有效的和平。因此，薩非一世的統治本應是輕鬆自如的。
然而，他十三年的統治卻絕非如此。新登基的沙王冥頑不靈，沉溺於酒精和鴉片，且嫉妒心極強，他以飲酒作樂而非務本勤政著稱。他在1633至1642年間更是將朝中政務悉數交予一名宦官——大維齊爾薩魯·塔基打理。薩非一世最為關注的就是他出席的官方活動必須沿用前朝的禮製和禮儀規範。在他身邊按照官階依次排列的是瓦基裏阿拉（最高部長）[1]、幾位軍事指揮官、庫爾奇巴斯（國王護衛隊長官），以及王室的多位軍官。更遠處站立的是高級宗教人士，其中包括主持沙王清真寺禱告儀式的謝赫伊斯蘭。
薩非一世尤其以他對王位競爭者的殘暴被記入史冊，他將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全部清除。他甚至動輒砍頭、割耳，所表現的暴虐近乎變態。正如德國人亞當·歐萊利烏斯[2]所寫的：他擁有“對其臣民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在嚴酷的管製下人民隻能道路以目，而國王常常不經任何形式的審判就將國家重臣任意處死”。由祖父確立的專製集權在孫子身上衍生出暴政和殘殺之風，且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對之約束。
對國家來說幸運的是薩魯·塔基這位頗有謀略的政治家謹慎操持內政外交，竭盡所能將王室的殘暴降至最小。然而他麵對1638年入侵巴格達和美索不達米亞其他領土的奧斯曼人束手無策，無奈投降。戰敗的薩非一世於1639年5月17日簽署了一份眾人期待能夠正式持續到“最終審判日”的和約。憑借這一《席林堡和約》（又名《佐哈布和約》），穆拉德四世收複了包括巴格達和摩蘇爾在內的伊拉克和亞美尼亞的凡省及卡爾斯地區；伊朗一方則滿足於保有埃裏溫和今天的阿塞拜疆。這一和約的漏洞在於沒有劃定兩國的準確領土界線，並將因此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導致帝國軍事力量的削弱。兩國潛在的對立一直持續到1843年邊界確定為止。[3]
在此期間，另一起戰事也突然爆發：1622年沙王阿拔斯奪回的坎大哈一直由阿裏·馬爾丹汗將軍領導下的政府管理，後者於1632至1633年將這一地區從伊朗分裂出來，並入沙賈汗的莫臥兒帝國。有些評論家認為，這是麵對薩魯·塔基態度的無奈之舉，因為薩魯·塔基為逼他辭職，向他索要一筆巨款；在另一些人看來，他這麼做是因為懷疑沙王想要謀害他的性命。這一叛變的結果是坎大哈及周邊地區再次落入了莫臥兒帝國皇帝的手中。
1642年5月12日薩非一世之死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種解脫。在他的統治下，官僚權勢日趨強大，導致部長和普通公職人員之間出現內部紛爭以及腐敗之風。行政係統為了維持現有的運作需要越來越多的財力支持。此外，沙王精神紊亂的消息早已穿越疆界，與領土的漸次丟失一起讓伊朗在國際上逐顯暗淡。
伊朗的新任君主穆罕默德·米爾紮，1632年8月30日生於加茲溫，時年九歲的這個孩子便是阿拔斯二世。據我們所知，他的童年在後宮度過，在宮女和太監的環繞中長大。他的老師是拉賈布—阿裏·塔布裏茲，這位曾得到拉斐爾·杜芒[4]讚許的什葉派哲學家和神學家在阿拔斯二世的整個統治時期始終輔佐他，為他建言獻策。阿拔斯二世還曾得到王室總管穆罕默德—阿裏·貝格和擔任王室護衛隊長官的奇茲爾巴什賈尼汗·沙姆魯的教導。
在薩魯·塔基主持召開了一次委員會會議後，阿拔斯二世於1642年5月15日在卡尚加冕登基。加冕典禮盛大恢宏，典禮上新國王下達五十萬托曼的退稅令，並迫於出席典禮的“賽義德”和“烏理瑪”的壓力，頒布禁酒令[5]。他統治初期政局平穩，各部門官員均留任原職。
在阿拔斯二世繼續接受教育、學習騎術射藝的這段時間，國家政務主要由他的母親安娜·哈努姆臨朝監理，這個切爾克斯女人得到了薩魯·塔基和賈尼汗·沙姆魯的支持。他們三人既平息了1644年南部巴赫蒂亞裏部族的反叛，也阻止了小沙王的對手奪權。其中一個王位爭奪者，阿塞拜疆軍隊統帥兼總督魯斯塔姆汗曾策劃廢黜國王，但在馬什哈德被及時清除[6]。
十三歲的年輕沙王沒有長時間忍受母親的監護。為了擺脫這一束縛，他命人謀殺了她的兩個後盾：1645年10月11日，薩魯·塔基在自己家中遇害，接著賈尼汗也遭謀殺[7]。自此，哈利法·素丹成為他的大維齊爾，這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從未有過毛拉擔任如此尊貴的職務，而且他還是個“嗜酒”的毛拉。哈利法·素丹的家族是14至15世紀一位著名蘇非宗師的後代，這位宗師創立了名為“尼瑪圖拉希[8]”的蘇非教團。通過這一人選，阿拔斯二世顯示了他對王朝根基之一的蘇非教派的支持。
這一係列具有象征性的鐵腕政治舉措令他得以在政府中扮演獨立、主動的角色。他希望重建由他曾祖父阿拔斯一世創立，遭他父親薩非一世踐踏的價值觀和治國大業。為使公平公正的原則在全國得到普遍落實，他宣布自己每周兩次開庭，公開審案，並允許喊冤者拉住他馬匹的轡頭，以便向他直接呈遞訴狀。
在他的統治時期，帝國疆域逐漸恢複和平。為擊退1650至1660年間烏茲別克人的侵襲，他向邊疆的部落下發多筆補助金，連位於格魯吉亞附近的達吉斯坦國的列茲金人也得到了此類資助[9]。鑒於和平是他的首要目標，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封鎖了阿拔斯港周邊地區時，他有力平息了波斯灣的這一衝突。1652年，他與該公司簽署了一項關於蠶絲貿易的新協定，重振該地區的海上貿易。控製坎大哈的莫臥兒皇帝則更為棘手，尤其是薩魯·塔基在遇害前曾為暫時緩和國庫的資金缺口而決定減少軍費開支。在多次興兵受挫後，沙王召集五萬人馬，於1649年1月禦駕親征，包圍了坎大哈，並於2月22日將其攻陷。由此，該地區將留在薩非王朝的勢力範圍內，直到1722年。
自從戰勝莫臥兒皇帝，十七歲的沙王一改其作風。他不再關注政務，將治國大權交予大維齊爾。這一職務直到1654年由哈利法·素丹擔任，隨後接替他的是深受後宮宦官影響的穆罕默德·貝格，接著米爾紮·穆罕默德·馬赫迪於1661年至1666年出任這一職務[10]。這幾任大臣忘記了沙王對不同見解、不同宗教的寬容態度，以及他對蘇非教派的青睞——阿拔斯二世曾為此獲得“鍾愛托缽僧的君主”的稱號，任由最強硬的什葉派宗教人士大行其道。對王朝來說不幸的是，這一趨勢隨後愈演愈烈。什葉派教徒在廣場上貼滿反非什葉派穆斯林和反海蘭達裏耶派[11]（最離經叛道）的蘇非托缽僧的標語。接著，酒精飲料在1645年和1653年遭禁售；1657年，亞美尼亞人被“請出”伊斯法罕，其生活區域僅限於新焦勒法，而猶太人和基督徒都被迫改宗伊斯蘭。阿拔斯二世隻求那些日益嚴苛的宗教人士對其荒淫無度的生活不予幹涉，於是也對手下官員的那些粗暴行徑聽之任之。
他在位期間，西方旅行家看到的都隻是浮華的表象，其中包括法國人讓—巴蒂斯特·塔維涅（1605—1689）和讓·夏爾丹他們所記述的故事令東方主義越發成為一種受人追捧的時尚，進一步激發了歐洲對東方的幻想。他們頌揚薩非王朝的奢華，視其為伊朗全新的黃金時代的寫照。伊斯法罕，這座人間天堂，的確以其恢宏的建築令人目眩。這些建築中包括1642年為阿裏卡普宮新建的會議廳，以及建於1647到1648年的裝飾著炫目壁畫的四十柱宮，這座宮殿主要用於迎接外國使節，後也作為加冕典禮的舉辦地。
阿拔斯二世於1666年9月25日在馬讚德蘭省阿什拉夫逝世，享年三十三歲。他被葬在庫姆的陵墓中，薩非一世的旁邊。一些人聲稱他是被毒死的，另一些人斷言是某種性病奪去了他的生命，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他死於酗酒，這一“薩非之惡”。他死前沒有指定繼承人。於是，後宮宦官們在討論後決定推選國王的長子，十九歲的薩姆·米爾紮繼位。
人們雖擔心薩姆·米爾紮少不更事，卻也期待他會溫順馴服。他在伊斯法罕後宮的孤獨中長大，一直由一位宦官教授阿塞拜疆語而不是波斯語。他於1666年10月1日以薩非二世之名登基，而其統治時代以不祥之兆開啟。一場嚴酷的旱災降臨在帝國土地上，同時希爾凡發生了地震，三萬人因此喪命。而且，沙王也一病不起。所有醫療手段、祈禱和為防止饑荒施放的銀錢都不見成效。人們將這一切歸於上天的憤怒，甚至指責是伊斯法罕猶太人招來了厄運[12]。很快，人們推測是占星師們挑選的加冕日不吉利，並決定另擇他日進行二次加冕，這在伊朗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於是，1668年3月20日——納吾肉孜節當天，在輝煌的四十柱宮中，薩非二世變成了蘇萊曼一世。不久，一顆彗星劃過夜空：皇家占星師們預言將有更多的災難降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