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乾隆通讀曆史，當然深知佞臣的危害。大臣欺騙皇上，最大的危害是讓皇帝掌握不到真實情況，因此做出錯誤的判斷。比如鴉片戰爭期間，道光皇帝之所以決策時一錯再錯，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前線的大臣，一個接一個欺騙他。比如1840年（道光二十年）5月，靖逆將軍奕山在廣州，曾經和英軍打過一次仗。事後他向道光彙報說，清軍燒毀了英國大型戰艦二艘，中小型戰艦二十多艘，英軍“被擊及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道光皇帝一聽樂壞了，下令繼續進攻。那麼事實如何呢？我們今天查英國軍官的回憶錄和英國政府檔案的記載，當天英國軍艦，沒有一艘被擊沉，英國軍隊也沒死一個人。相反，英國人擊毀了中國一個炮台，擊沉了清軍的四十三艘戰船。所以說，如果是小事上欺騙一下皇帝危害可能還不嚴重，那麼軍國大事上也欺瞞皇上，那可就有亡國的危險了。因此從坐在寶座上第一天起，乾隆就把眼睛睜得大大的，觀察著官僚係統的每一個表現。一旦發現了誰敢於欺瞞皇帝，他都會嚴厲打擊，絕不手軟。
乾隆四年（1739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一年，太廟需要修理。太廟是供奉皇帝祖宗牌位的地方，很重要，要定期修理。建築工程，由工部負責。工部在修理的頭一天，就上了個折子，說先要修理太廟裏麵的路燈，要領三百兩銀。
區區三百兩銀子，對皇帝來說，簡直不算是個錢。不料乾隆皇帝心特別細。看到三百兩這個數字，乾隆有點疑問。簡單修幾個路燈，能用得了三百兩嗎？乾隆就用朱筆批了一句，“此燈不過小小黏補，豈至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在皇家工程中貪汙銀子，已經輕車熟路了，多支個百十兩銀子，不當回事，他們回奏說，這是預支的銀子，將來修完了，餘下的銀子會再交回來。他們想，皇帝日理萬機，這麼一對付就能過去了。
不料這道回複，卻讓乾隆大發雷霆。第二天，乾隆降下諭旨，說，據他所知，以前修建工程的慣例，都是先估後領，用多少領多少，修完後，剩下的銀子，從來沒有交回來的。他昨天派人查了一下工部的檔案，沒發現一筆交還的記錄。這就說明工部官員在騙皇帝。乾隆說：“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蒙混，甚屬乖謬。”你們以為我什麼都不懂，好糊弄，是吧，你們想錯了。
就因為這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把整個工部衙門的大臣都進行了嚴厲處分。從尚書來保到侍郎阿克敦再到那些司員們，或被降級，或被罰俸。這樣大麵積的處罰，在清朝曆史上很少發生。滿朝大臣都嚇得瑟瑟發抖，沒想到這個年輕皇帝，這麼精明，這麼厲害。
這是記載於《清高宗實錄》的一件事。
清代史官，修撰過一本政治語錄，叫《大清十朝聖訓》。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一位巡撫給乾隆寫了份奏折，彙報了地方上發現的一件壞事。彙報完了，在奏折結尾，這位巡撫加了這樣一句：“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我正在寫報告，正好布政使和按察使兩個人的彙報也恰好到了，他們所說的，和我所了解的，一樣。
乾隆看到這，不覺一笑。他一眼就看出巡撫這句話背後是怎麼個心思：如果巡撫自己向皇帝彙報這件壞事，巡撫固然是立了功了，但是同為大吏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察的嫌疑。為什麼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巡撫筆頭一轉，這樣一提，說我剛寫完，他們倆也向我彙報了，這樣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你看，做大臣，得需要多麼有技巧。不過，這些技巧到乾隆這兒，就不好使了。乾隆揮筆，在奏折上批道：“或千百中偶有一二，豈能事事如此？”就是說，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兩次巧合，怎麼到你，總是這麼巧？
所以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確實比一般皇帝要高。那些讓其他皇帝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逃不過乾隆的法眼。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大臣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搞得大臣們吃不消了。有一次乾隆向大臣們征求意見，說你們講講，我有什麼缺點啊？有一個叫儲麟趾的人，居然給乾隆提了這樣一條意見：“愚臣管窺蠡測，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清史稿》）
什麼意思呢？皇上，您太精明了，做事兒腦子轉得太快了，我們跟不上啊。自古以來啊，別的朝代都愁皇帝不精明，到您這啊，我們都愁您太精明了。別的朝代都愁皇帝優柔寡斷，我們愁你處理事情，速度太快了。我們反應不過來啊！
居然還有這樣給皇帝提意見的。當然這有拍馬屁之嫌，但確實是從一個側麵說明乾隆這個皇帝，確實不好對付。這樣，朝中的大臣們就小心謹慎，不敢胡作非為了。
那麼，通過“大權獨攬”，壟斷決策權，乾隆就基本上防止了出現權臣的可能。通過時刻提高警惕，讓大臣們不敢欺騙自己，乾隆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佞臣對朝政的幹擾，保證下情能夠準確上達。所以繼後妃、皇族、太監之後，乾隆有效防範了中國曆史上另一類威脅皇權的勢力，權臣和佞臣。那麼，以前我們所說的五種威脅，還剩下一種，那就是朋黨。
所謂朋黨，用通俗的話講，就是山頭。大臣跟皇帝沒法單打獨鬥。但是，當這些大臣分成山頭，團結起來之後，就不好辦了。同一個山頭的大臣們相互通風報信，協調行動，一起騙皇上，皇帝就很難應付了。兩個山頭的大臣相互掐，皇帝也不容易管，這就是我們說的威脅皇權的第五個力量——朋黨。乾隆即位之初，朝中就出現了朋黨的苗頭。
那麼，我們知道乾隆的父親雍正，為人非常嚴厲，雍正朝政治紀律很嚴明，乾隆朝怎麼會出現朋黨呢？
前麵我們講，乾隆為了政治平穩過渡，重用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雍正留下的老臣，但是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個人，一滿一漢，勢均力敵，雙峰並峙。一般來講，同行都相互排斥。各個領域最頂尖的那幾個人之間總是很難搞好團結，這是一個規律，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彼此長期不和。張廷玉在康熙年間就中了進士，當上了副部長，資曆很深，所以他看不起後來居上的鄂爾泰。而鄂爾泰這個人天生性格張揚傲慢，自視很高，在內閣中排名又在張廷玉之前，所以他也不買張廷玉的賬。兩個人關係十分冷淡，《嘯亭雜錄》說，“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就是說，在一個辦公室裏辦公，一整天誰也不說一句話。兩個人心裏顯然都有點芥蒂。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他們倆並不想植黨，但是大臣們卻把他們當成了山頭。滿族大臣一般都投奔鄂爾泰門下，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廷玉門下，兩派相互攻擊，朋黨的雛形，就這樣出現了。
相對於後妃、皇族、太監、權臣和佞臣，朋黨是一個更難處理的問題。所以乾隆即位之初，對這兩大朋黨采取了一個平衡政策，然後等待時機再解決這個問題。什麼時候等到了時機呢？乾隆十三年（1735年）。為什麼是乾隆十三年呢？因為乾隆十三年，後宮中出了一件大事，不但對乾隆的私生活產生了嚴重影響，也引發了政局的劇烈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