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國傳統政治的集權傾向，到了清代，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清代皇帝最推崇的政治風格就是“乾綱獨斷”，一個人決斷，不能被群臣的意見所左右。乾隆說：“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清高宗實錄》）就是說，所有大事，都必須由皇帝親自決斷，這是我大清的優良傳統。他還說：“我朝綱紀肅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餘年來，皆親攬庶務，大權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實無大臣敢於操竊。”（《清高宗實錄》）就是說，大清政治紀律之嚴明，曆朝不能比，原因就是皇帝們能把握住大權，不讓大權旁落。所以乾隆一上台，就宣布要對“乾綱獨斷”這一政治傳統發揚光大。為了防止權臣出現，他把一切決策權，都抓在自己手裏。所以他一登基，憑一己之獨斷，不和任何大臣商量，就把父親的那麼多措施給推翻了。而且一旦朝廷上有反對的聲音，他立馬痛下殺手，殺雞儆猴。比如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乾隆元年（1736年），雍正重用的一個大臣王士俊一看乾隆總在那翻雍正的案，他就給雍正打抱不平，上了一個折子說：“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有對眾揚言，隻需將世宗時事翻案，即係好條陳之說。”什麼意思，就是你一上台，你看看大臣們上的折子，都是什麼內容啊，都是在翻你老爹的案，甚至有的人，上了折子後，對眾揚言說，現在你隻要翻老皇帝的案，新皇帝肯定說這是好條陳。（《清高宗實錄》）王士俊這顯然是借“有人”之口，指責乾隆翻案。乾隆怎麼辦的？很好辦。推行新政，必須有人祭旗，王士俊正好撞到槍口上。乾隆痛罵王士俊是“僉（qiān）邪小人”，“將悖理之言，妄行陳奏”，開始給他判了個斬決，就是死刑立刻執行。王士俊當然罪不至死，乾隆就是要殺一儆百。後來王士俊認罪態度很好，乾隆從寬發落，把他免死趕回老家。所以乾隆殺手一下，反對聲立刻停止了。這就是“乾綱獨斷”，什麼事，我一個人說了算，你反對？小心掉腦袋。
所以我們可以大致打一個比方，如果說，漢朝，皇帝掌握百分之六十的決策權，丞相掌握百分之四十。到了宋朝，皇帝掌握百分之七十，丞相掌握百分之三十。明朝，皇帝掌握百分之八十，大臣掌握百分之二十。那麼到乾隆一朝，皇帝掌握著百分之九十五的決策權，大臣們幾乎沒有發言權。皇帝雖然經常讓王公大臣就某件事拿出處理意見，但是隻是作為決策的參考而已。製度上，清朝大臣們隻剩下執行的權力。這種情況下，就難出現權臣。
所以乾隆朝的政治，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隻有明君而沒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燈都打在乾隆一個人身上，其他人隻能生活在乾隆的陰影裏。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因為一般中國曆史上，偉大的君主身邊總是會有那麼幾位名臣，特別是盛世之君，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身邊文有魏徵、房玄齡，武有尉遲恭、程咬金。但是乾隆雖然是盛世，但是縱觀乾隆一朝，一共六十多年，比較有名的大臣隻有三個，前期，張廷玉。他靠什麼出的名？其實就是靠給皇帝當秘書當得好，會速記，把皇帝說的話記得準，僅此而已。所以他的功績，和其他朝代的名臣沒法比。那麼後期，我們知道，一個叫和珅，是因為貪汙出的名。另一個呢，叫紀曉嵐，那是文學侍從之臣，有點文字技巧而已。乾隆朝也沒出過什麼有名的武將，因為凡是打仗，乾隆習慣親自遙控指揮，他對別人，都不放心。所以乾隆朝，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君權最大，臣權最小的時期。權臣出現的所有可能，都被他扼殺了。
那麼乾隆這種大權獨攬的做法，有什麼利弊呢？
乾隆的這種執政風格，從好的方麵說，當然是可以防止權臣出現，有利於迅速決策，集中權力辦大事，不至於各部門長時間扯皮。從長遠看，從普遍情況看，這種把君權推向極致的做法，抑製了大臣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讓他們隻會跑腿辦事，對國家缺乏責任感。所以如果皇帝雄才大略，當然國家就治理得井井有條。但一旦遇到平庸的皇帝，這個國家就容易一團糟。
乾隆的這種執政風格，對清代政治風氣產生了深刻影響。乾隆朝大學士張廷玉，有一句政治名言，是什麼呢？“萬言萬當，不如一默。”說一萬句，都對了，也不如一句不說。在皇帝麵前，少說話，少建議，皇帝說什麼，你記下來，傳達下去，就完事了。在乾隆之後，嘉慶道光年間，大臣中最流行的做官秘訣是什麼？是“多磕頭，少說話”。這句說是大學士曹振鏞說的。曹振鏞教育他的門生說，皇帝問什麼，你們就隻管往地下碰頭就行了，“應該碰頭的地方萬萬不可忘記不碰；就是不該碰的地方，你多碰頭總是沒有處分的”。大臣們不敢拿主意，皇帝自己又沒有主意，大家都不作為，所以晚清時代，國勢衰弱，任人欺淩，就與雍正乾隆奠定的這種政治風氣直接相關。
以上是我們講的，乾隆即位後為防範權臣，確立的一個政治原則，乾綱獨斷。
那麼乾隆的第二個辦法，是沿用前朝老臣，不急於打造自己的班底。
那麼，乾綱獨斷，也不是說不要大臣了。乾綱獨斷壟斷了決策權，但是執行，還是要依靠大臣們。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每個新皇帝上任，一般都會罷黜一批老臣，提拔一批自己的人。因為老班子往往不聽指揮。乾隆卻沒有這樣做。為什麼呢？原因有兩個，一個我們以前講過，雍正嚴密防範皇子們結交大臣，幹預政務，所以乾隆在做皇子的時候，根本不認識什麼大臣。另一個，雍正留給乾隆的這個班底，以鄂爾泰和張廷玉為首，經過雍正多年的調教，既有很強的執行力，又比較老實聽話。所以乾隆就明智地沿用父親留給自己的班底，而沒有另起爐灶。那麼就是說，雍正時期的兩位寵臣，鄂爾泰和張廷玉，仍然是乾隆初年最重要的兩位大臣。張廷玉我們以前介紹過，這裏再簡介一下鄂爾泰。鄂爾泰是滿族人，舉人出身，在康熙朝一直不得誌，四十多歲了還是一個小官，本來覺得自己這輩子沒什麼希望了，沒想到到了雍正朝受到雍正的賞識，被任命為雲貴總督，保和殿大學士，後來又任首席軍機大臣。他和張廷玉，一滿一漢，是雍正朝的兩位最重要的大臣。乾隆上任之後呢，也十分尊重這兩個人，繼續對他們委以重任。乾隆以前沒有處理過實際政務，所以他很謙虛，很有自知之明，從來不會不懂裝懂，凡有自己拿不準的事，無不向他們虛心請教。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這兩個人為伯爵。這可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因為有清一代，以前還從來沒有文臣被封為伯爵，公侯伯子男，這是傳統時代的五等爵位，伯爵是很高的爵位了，清朝官員不是實行九品製嗎？從高到低一共九品，那麼伯爵是幾品呢，伯爵以上的爵位，包括伯爵，都是“超品”，就是比所有的品級都高，那麼“超品”的爵位一般都是賜給有功的大將的。所以乾隆這是開了一個特例。
那麼有人要問了，前麵，您不是說乾隆要防範權臣嗎？如此重用鄂爾泰和張廷玉，不怕他們成為權臣嗎？不會，因為經過雍正的嚴厲管教，雍正朝的高級大臣都能認清君臣之分，不敢有非分之想。所以乾隆即位初期，對他們放手任用。
乾隆這樣做的好處，一是雍正的那套班底，本來以為自己要被新皇帝換掉的，沒想到新皇帝這樣重用自己，當然感激涕零，更加賣命地為新皇帝工作，指哪打哪。二是這樣做可以保證官僚隊伍的穩定和團結，有利於各項政策的順利執行。
以上這是第二條，沿用老班底。
第三，冷靜觀察，不斷敲打，嚴防被臣下欺騙。
二十五歲的乾隆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一坐上這個寶座，乾隆發現，圍繞著他的，都是一張張恭順的笑臉。無論他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聽到的都是大家的歡呼和讚美。哪怕他打了個噴嚏，都會有人說，哎呀，您這個噴嚏打得太響了，一般人打不了這麼響。那麼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頭昏眼花，喪失警惕。但是乾隆並沒有這樣。在他後來六十多年執政生涯當中，乾隆頭腦中一直緊繃著一根弦，那就是嚴防被臣下欺騙。這是為什麼呢？
這就涉及中國曆史上一類常見的大臣類型，佞臣。什麼是佞臣呢？佞，就是巧言諂媚。所謂佞臣，就是善於討好和敢於欺騙皇帝的大臣。
那麼在清代中期，我們會發現佞臣特別多。為什麼呢？因為明朝和清朝，因為大力加強君主專製，所以皇帝希望大臣們隻當聽話的奴才，而不能有自己的主見。佞臣的特點就是沒什麼自尊心。他們不關心你誰當皇帝，誰當皇帝我都是打工的。我關心的，就是如何鑽你皇帝的空子，占你的便宜，給我自己撈最大的好處。在沒有利益驅動，當官的本身弄不到什麼好處的時候，他們執行皇帝的政策，被動應付，推一推動一動。而一旦他們發現皇帝命令有什麼空子，就會拚命把經往歪裏念，想方設法撈錢。乾隆深知，他身邊的這些大臣們，雖然表麵上對他都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其實心裏，都在研究皇帝的心理。有好多人，都琢磨著怎麼趁皇帝心情好的時候討點賞，怎麼樣趁皇帝心情不好的時候給別人下點讒言。所以如果皇帝精明厲害，這些佞臣就會對皇帝百依百順，百般討好。但如果一旦看出皇帝不那麼厲害，有什麼破綻，那麼也會把皇帝騙得一溜一溜的。不是有一個笑話嗎？說是有一次，清朝的道光皇帝跟當朝大學士閑聊天，皇上問，你早上一般都吃什麼早點啊？大學士說，我很簡樸，就吃三個荷包蛋。道光一聽，大吃一驚，啊？你太富了，居然吃三個荷包蛋！你家富到什麼程度啊？為什麼呢？因為內務府告訴道光，雞蛋一個值三十兩白銀。三個雞蛋，一天吃掉九十兩，那能不讓他嚇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