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這個人身上，有一些奇怪的現象。比如，剛當皇帝那陣兒，他就預感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一個不吉利的年頭。乾隆自己說過：“朕禦極之初，嚐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清高宗實錄》）就是說，我剛登基的時候，就感覺，乾隆十三年（1748年），必然會遇到什麼意想不到的災難。為什麼乾隆會有這樣的預感呢，沒人知道。我隻想到了一個原因，那就是雍正在位恰好十三年，所以乾隆登極之初，就對“十三”這個數字心理上有一種不祥的預期。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麼巧合。乾隆這個奇怪的預感竟然絲毫不爽地實現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三月，孝賢皇後去世了。
孝賢皇後，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後，也是乾隆最鍾愛的女人，她突然病逝，不光給乾隆的感情世界造成了巨大的風暴，同時，也引發了大清政壇的一次九級地震。
孝賢皇後去世，乾隆非常悲痛。那麼斯人已逝，乾隆能做的，隻能是為她辦一個盛大的葬禮，盡盡自己的心思。所以乾隆對孝賢皇後的葬禮非常重視，要求每一個細節都要辦得完美無缺，在每一個環節，都做到百分之二百的好，這樣才能配得上皇後在乾隆心中完美的形象。
但是，大臣們不了解皇帝的心思。在他們心目中，孝賢皇後的喪事和別的皇室喪事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隻需要例行公事按部就班地完成既定程序就可以了。所以這個葬禮辦得就和皇帝的要求有了差距。
葬禮上需要宣讀冊文，大體相當於今天的悼詞。這個事歸翰林院管。翰林院起草好悼詞之後，乾隆說我要看一看，拿過來一看，發現草稿中有一處滿文的譯文，翻錯了，把漢語中的“皇妣”，也就是皇母，不小心譯成了“先太後”，也就是祖母。說實在的，這類小小的錯誤在當時的文件翻譯當中是很常見的，發現了，頂多警告一下，馬上改過來就完了。誰也沒想到，乾隆因此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斬監候，秋後處決。就是關到監獄裏，等秋天的時候砍腦袋。其他經管過此事的處級以上的臣僚，一律革職，全趕回老家賣紅薯去了。這個處理，把滿朝文武都嚇傻了，草稿當中翻譯錯了一個詞，就處理得這樣重啊？不至於吧！
就在大臣們還沒明白過味兒的時候，緊接著又發生了兩件事。
按曆代規矩，皇後的葬禮上需要使用黃金打造的金冊。金冊做完了，乾隆說拿來我要親自看看做得怎麼樣，一看，乾隆說造得不夠精致，“甚屬粗陋”，配不上皇後的尊貴。製造金冊這個事，歸工部管，乾隆雷霆大怒，工部的所有司級以上的大臣，全部問罪。過了兩天，乾隆又發現祭祀用的桌子擦得不夠幹淨，這個事歸光祿寺管，光祿寺主要大臣一律降職。（《清高宗實錄》）總之，因為葬禮，乾隆處理了很多人。
事情到此還沒有完結。滿族舊習，遇到皇帝皇後的喪事，一百天之內，大臣們不能剃發，就得那麼蓬頭垢麵地待著，表示自己光顧著專心致誌地悲痛了，顧不上收拾自己的儀表了。不過，這隻是一種不成文的風俗，在國家法典《大清會典》中並沒有記載。所以天長日久之後，到了清代中期，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把這個事忘了，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很多大臣在百日內已經剃發了，當時也沒有任何人追究。所以孝賢皇後死後，許多人也正常剃了頭發。不料乾隆上朝後發現了，看到好幾個人腦門兒剃得精光跪在自己麵前。乾隆勃然大怒，說，你們居然對皇後這麼不尊重！結果一品大員，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以及湖廣總督塞楞額，被乾隆賜令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兩人也因此革職。誰也沒想到，堂堂大清王朝的一品大員就因為幾根頭發，掉了腦袋！
所以總之，根據《清高宗實錄》的記載，因為孝賢皇後去世，全國幾十名大臣都倒了黴。原來風平浪靜的朝廷上莫名其妙刮起了一股十級台風。這所有人都沒有想到。
心理學家說，處於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係不協調的狀態，經常是無緣無故地指責別人，對別人發脾氣。原因很容易理解，他們內心很痛苦，也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身處巨大痛苦中的人，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乾隆就是這樣，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他最親愛的人都去世了，他的世界已經變得暗無光彩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卻若無其事，該吃吃，該睡睡呢？
乾隆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製自己的情緒，不加節製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痛苦，通過懲罰他人來泄怒，這才造成天下那麼多人倒了黴，掉了腦袋。
當然，乾隆一時的情緒失控，隻是造成這次政治大風暴的表麵原因，或者說皇後的去世，隻是一個導火索。在任何重大曆史事件的背後，都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從更深層次來說，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乾隆對臣僚群體壓抑了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我們說，乾隆朝政治經曆了三個階段：早年寬仁，中期嚴峻，晚年寬縱。從乾隆即位到乾隆十三年的初政時期，乾隆的統治風格，是行仁慈寬大之政。
但是仁慈之主不是那麼好當的。乾隆對臣僚們寬大仁慈，一開始他們確實曾經如沐春風，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可是時間一長，有些人就故態複萌，又回到了康熙晚年那個懶散懈怠的老樣子了。從乾隆五年（1740年）以後，大清王朝的政治紀律就開始出現廢弛的苗頭。許多地方，最勤奮的地方長官，也不過是能按時上班，處理完幾個文件，早早下班，回家去聽戲喝酒去了。這就已經算好官了。至於那些懶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才到衙門裏坐一坐，平時老百姓根本見不著他們影兒。
這還不算大事。更為嚴重的是，乾隆一寬大，手一鬆，貪汙之風又刮起來了。雍正年間，由於雍正皇帝大力整頓，臣僚們基本都能安分守己，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後，朝中卻先後發生了數起大案。
根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六年（1741年），有人舉報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加平入己”。什麼意思呢？布政使是一個省裏專管財政的長官，相當於今天的財政廳廳長，就是說山西財政廳廳長薩哈諒這個人，在收稅的時候，隨便濫收費，應該收一萬兩，他收兩萬兩。多的那一萬，歸了自己了。
乾隆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意外，他本來想建成一個曆代都不能比的清明盛世，沒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會發生這樣明目張膽的貪汙行為。他非常生氣。乾隆生氣地問：“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若輩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就是說，我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竟然把我當成了曆史上那些可以隨便欺負的無能之主嗎？
這件事頭一次引發了乾隆對自己的寬大之政進行反思。自己對大臣們這樣好，為什麼還是這麼個結果呢？顯然，自己的執政方針有問題。
到了這個時候，乾隆有點理解他的父親雍正了。我們以前說過，乾隆剛當上皇帝的時候，對雍正抱著很強的逆反心理。覺得雍正這個皇帝做得沒風度、不聰明。成天急赤白臉，搞得大家對他都沒好印象。但是到了現在，乾隆發現，父親雍正那麼嚴厲、那麼苛刻，也不完全是他個性殘暴，一定程度上也確實是大勢所迫。是康熙晚年留下的一些大臣們不容他寬大。中國有個成語，叫水弱易玩，就是說，人們因為水這個東西看起來比較柔弱，所以很多人最後都是淹死在水裏。一個統治者過於仁柔，結果可能是導致更多的大臣陷入法網。乾隆即位之初，學習唐太宗，誠心誠意對待百官，希望百官也能和自己一心一德，共臻盛世。然而，到現在，他發現，清代大臣整體素質，和唐代唐太宗的時候沒法比。雖然皇帝對他們十分善待，但是有相當一部分人，並沒有用相同的忠誠來回報君主。相反，他們把皇帝對自己的信任當成了可鑽的空子，隻顧著拚命撈錢。所以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反省自己的初政說：“我登基之初，還有‘好名’之心作怪。”如今“閱事既多，才深知政治必須出於大公至正，才能不走偏”。（《清高宗實錄》）我們說過，乾隆即位之初就明確的一個統治思路是寬嚴相濟。現在他感覺，寬得已經超過尺度了，需要動用嚴的一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