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嘉慶皇帝十三歲就被秘密立為太子，三十五歲才登基。他當了二十二年太子。嘉慶熟讀中國曆史，知道太子不好當。當太子，最主要的，是不能犯任何錯誤，因為自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非常少，大部分太子都是下場不好。我們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們為例吧：
大唐王朝第一個太子李建成死於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與父親反目成仇，謀反被廢，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則天所立的前三個太子李忠、李賢、李弘，都被武則天殺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廢為庶人，隨即賜死；自憲宗以後，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幾乎無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殺害……
所以做太子太危險了，可以說一失足就粉身碎骨。所以二十二年的太子生涯中，嘉慶皇帝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麵麵俱到的性格，做事總是瞻前顧後，畏狼怕虎。誅和珅，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重壓下采取的非常措施。當白蓮教危機一旦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複發了。
這是他采取“守成”辦法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他知識結構不行。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四書五經”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製”。老師們教導他，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聖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嘉慶即位之時，已經三十六歲。人隻有在青少年時期是學習能力最強的，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學習的欲望再強烈，外界刺激再鮮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經大打折扣。所以刻板的儒學教育塑造了嘉慶，使他不論遇到什麼事情，他都隻會按著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處理。傳統式的教育讓他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國家政治中的所有問題，先祖們都已經給出了成功的答案。一個人活著，隻要按照聖人和祖宗指示的無所不包的道理，一絲不苟地執行，則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那麼，這種守成式治理，成果如何呢？
我們看，嘉慶皇帝的守成，進行得是非常認真的。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國曆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終其一生，我們看嘉慶皇帝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即使不說嘉慶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說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傳，生活起居，如同鍾表一樣精確。在位二十二年，沒有一天不早起。工作已經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辦公，不理政，就渾身不舒服。別的皇帝是“靡不有始，鮮克有終”，而嘉慶帝從來沒有出現“倦勤”的情況。嘉慶皇帝二十餘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隻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於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於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朝鮮李朝實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仁慈聖明的皇帝，禦極二十多年，國家是越治越亂。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嘉慶皇帝正遵守祖訓，在夏天結束後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就在他剛抵達北京城外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有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於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一直攻打到皇後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也就是後來的道光皇帝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才把起義軍殲滅。
嘉慶皇帝大吃一驚。起義軍攻入皇宮之內，並且差一點攻到了皇後麵前，這在中國曆史上的太平年代，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實在是“漢唐宋明未有之奇事”。這其實隻是嘉慶朝種種離奇之事中的一件而已。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嘉慶大驚失色，兵部大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期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他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原來早在三年前就已經丟了，兵部的小官們不敢彙報，一直隱瞞了三年，直到這次兵部尚書偶然問到，才暴露了。嘉慶皇帝親自主審此案，審了一溜八開，最後也沒查出來大印到底跑哪去了，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試後，皇帝按慣例，要為武進士舉行傳臚（lú）大典。這一天嘉慶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麼等也等不到，一直等到中午，這兩位也沒來，大典隻好取消了。事後一調查，原來是太監這一天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找了半天也沒找到。
雖然嘉慶十八年（1813年）發生過起義軍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1813年）四月，又有一個叫成德的普通老百姓，沒事遛彎，走到紫禁城裏了，一直走到內右門，就是走到皇帝住的養心殿邊上，才被太監發現。
還有一次在圓明園的時候，嘉慶皇帝沒事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在那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吃著“禦草”。宮門口台階之上，有人光著膀子乘涼閑坐，不遠處樹林裏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嘉慶皇帝一追査，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麼樣。
這些事一再發生，搞得嘉慶皇帝弄不明白，怎麼他越勵精圖治，國家就越亂。他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嘉慶二十四年（1813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麵聖，回來後把皇帝和他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通過這份史料，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麵貌。嘉慶皇帝一見麵就說，因為洪水泛濫，所以他想去山東祭禮，一直去不了：
“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麼了？”
過幾天衍聖公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裏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孔府檔案》）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嘉慶皇帝晚年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實際上啊，當皇帝這個事，對晚年的嘉慶皇帝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最後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想，嘉慶皇帝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獲得解脫後的輕鬆。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複的衰敗的關鍵幾步。在全麵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曆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麵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這個以英明、仁聖開頭的皇帝，後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曆史。
所以，講完了嘉慶朝的政治得失，我們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乾隆皇帝一生的功與過。通過我們對乾隆皇帝一生政治功過的講述，通過對乾隆盛世建立和崩坍的回顧，我想我們也許會得到以下一些結論。
第一，中國傳統“盛世”，難以保持，結局往往都是衰世。
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唐代從貞觀到開元的唐代盛世，漢朝從文景到漢武的漢代盛世，清朝的康雍乾三代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後，大唐王朝一下子衰敗下去，陷入藩鎮割據的亂局之中，再也沒能強盛起來。
漢武帝前期統治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漢武帝晚年，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
康雍乾盛世也是這樣。這個盛世本來是何等輝煌，但乾隆死前三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自此陷入了風雨飄搖、落後挨打的窘境，再也沒能恢複昔日之榮光。
第二，人治的盛世不可能持久。
三大盛世，從盛到衰，如此迅速，究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是個人素質，而非製度創新。中國曆史上的這幾大盛世，隻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製度性的成就。
雖然盛世君主都或多或少地推進過專製政治的製度微調，但是需要在製度上更大的突破之時，這些盛世之君就故步自封，難以為繼了。一個王朝在到達盛世階段後，統治階層都不可避免地進取精神消退，由奮發有為而轉向享受升平。人們陶醉於眼前的繁榮，逐漸喪失憂患意識，忽視那些潛在的問題。盛世出現後，往往會出現製度僵化和製度衰敗，各種問題逐漸滋生，從而導致下一個衰世的來臨。乾隆晚年的僵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