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清王朝麵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我們講過，乾隆朝早期，人口一億多，乾隆晚年，增長到近三個億，而到了嘉慶十六年（1811年），人口達到了三億五千萬。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這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老百姓的吃飯問題仍然沒有根本解決，下一場起義仍然有可能隨時發生。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糧食緊缺，再加上當時南美洲發現銀礦，白銀隨著貿易順差大量湧入，所以從乾隆朝到嘉慶朝，大清出現了一次漫長的通貨膨脹期。到了嘉慶年間，全國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於大清財政體製特點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就是說，全國財政收入是一個固定的數，不能增長。所以物價漲了三倍而財政收入一分錢不漲，那麼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這樣就形成了很大的財政危機。什麼危機呢？就是各級政府經費嚴重不夠用，都出現了巨額的財政虧空。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財政危機就導致了另一個問題，亂收費問題。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隻能拚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於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農民承擔的額外收費，比正式稅收要多出數倍、十數倍。老百姓承受不了，起來反抗，所以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於激化邊緣，不斷出現小規模的衝突。
那麼，麵對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嘉慶皇帝怎麼辦呢？
他的第一個對策，是加大“懲貪”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所以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大清王朝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高級官員，幾乎都被輪換了個遍。然而，腐敗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是越來越嚴重。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自身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
不光是大官，小官的腐敗也越來越厲害。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相當於今天的股級，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汙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汙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査。
這種形勢完全出乎嘉慶皇帝的預料。他原來以為，把和珅一抓，把高級官員都換一遍，采取些激烈的手段，腐敗問題就解決了。沒想到，反而是越來越厲害。
那麼，怎麼辦呢？
經過長時間的反複思考，嘉慶皇帝拿出了一個執政思路，那就是采用“保守療法”，慢慢來。看來自己太急於求成了，事情沒有想象的那樣簡單。所以他宣布，他要停止激烈舉動，采用“守成”的統治策略。什麼叫守成呢？就是遵循列祖列宗的統治原則，從列祖列宗的遺訓中去找辦法。嘉慶皇帝寫了一篇文章，叫《守成論》。在這篇文章中，嘉慶皇帝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曆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製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留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因此他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對症的補品就是“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祖宗的辦法不好，而是因為這些辦法執行得不好。“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製”，把列祖列宗關於“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在貫徹規章製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嘉慶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懲貪失敗後，嘉慶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他寫了很多提倡清廉反對腐敗的文章，讓大臣們學習。
麵對財政問題，嘉慶給出的辦法是提倡節約。他說，錢不夠用，是因為我們花得太多了。我們每個人都少花點，錢不就夠用了嗎？
麵對人口壓力、糧食問題，嘉慶給出的辦法，是把那些流向工商業、采礦業的人口趕回到農村，讓大家都去種地。人多力量大，大家都去種地，糧食不就能多打一些嗎？
應該說，這些思路，這些辦法，都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首先，嘉慶朝的腐敗，不是因為教育的不夠。腐敗的背後，是僵化的財政製度和失靈的監督體係，這是根本原因。如前所述，從乾隆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上漲三倍。然而乾隆和嘉慶都以“守祖製”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製“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因為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他熟讀曆史，知道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曆代皇帝一再強調，要恪守“不加賦”的祖訓。
那麼要解決人口問題，按照我們今天的思路，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在當時人口壓力下，有大量人口湧入工商業、采礦業。很多地方，出現了許多礦山，應該說，這是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他下旨說，開礦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開礦需要聚集眾人，跑到窮山大川裏麵去。那麼這些遊民，聚到一起，很容易破壞社會秩序，鬧不好還會起義。曆史上好多起義，就是這麼起來的。所以聽任老百姓自行開采礦山，是非常危險的。我皇帝坐天下，要提倡好義不好利的風氣，怎麼可以縱容不安分的老百姓窮搜山澤之利呢？所以嘉慶帝的這個決定，堵死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所以我們說，嘉慶皇帝他不了解曆史大勢，做出了很多錯誤的決定。事實上，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製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製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曆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使中國主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麵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麼，為什麼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這有兩方麵的原因。第一是嘉慶帝這個人，性格上有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