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何認識和應付正在上升的中國，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戰略家們百年來未曾遇過的嶄新課題。而其中最大的特點是，中國完全不同於美國以前遇到的任何一個被視為對手的強國。
其原因是，在雙邊層麵，由於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轉型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因此美國對其發展方向無法作出長期的預測；由於中國既願意與美國進行戰略合作，又不回避與美國進行戰略競爭，因此美國對其敵友身份無法自信地作出確認；由於對中國既懷著期待又抱有疑慮，所以，美國在雙邊交往中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是顧慮重重，瞻前顧後；由於雙方利益的交叉與融合日益密切和廣泛，因此美國在很多事務上投鼠忌器，難捏分寸。
在國際層麵，由於中國在美國提倡的世界體係中越來越有影響力，因此，美國辨別敵友關係的傳統標準已經失效。與此同時，在亞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區，中國在現有國際體係中的重要角色，已經獲得普遍承認和接受。美國即使還有孤立和遏製中國的政治決心，但卻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
自建交以來，中美關係的性質其實一直都沒有持續和穩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似乎是敵人，有時候好像是朋友。而在目前這個階段，雙方似乎是非敵非友，或者說亦敵亦友。對這種本身就有內在矛盾的雙邊關係，即使是再有遠見的決策者，恐怕都難以予以長期的規劃與把握。
從美國政府官員一些模棱兩可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直到今天為止，華盛頓還沒有足夠的信心對中國的身份作出明確的定位。
佐利克副國務卿上星期在北京出席中美戰略對話後說：“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使人們對其未來方向產生一些疑問。這不是消極的，而是說有不確定性。”而布什總統最近在幾個場合談到中美關係時，都以“複雜”一詞予以概括。
毫無疑問，中美關係確實是複雜，而與此同時，美國外交決策者的心態也是複雜的。正因如此，在麵對中國崛起的事實時，華盛頓作出的反應也很複雜。
在克林頓時代，中美之間曾試圖為雙邊關係建立一個戰略框架，但後來被布什政府輕易地推翻。現在，經過五年的重新認識，華盛頓已經開始與北京進行戰略對話，試圖建立一個更符合現實基礎的戰略框架，或者至少是一個概念性的框架。
然而，中美之間其實不必急於再搞一個虛有其名的框架，重要的是雙邊交往的內涵和質量。隻要雙方決策層能經常坐在一起傾聽對方，效果也許更好。而就美國而言，既然外交決策者不能從過去的戰略概念中找到靈感，那就應該試圖在接觸和交往中去尋找新的答案。
2005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