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三突出要突出英雄人物，你們誰敢不遵？”既然如此，那麼，《創業》裏的周挺杉何等英雄，《園丁之歌》裏的俞英何等優秀，《萬水千山》裏的李有國何等高大，為什麼你們要“求全責備”？為什麼要羅織罪狀八、九、十條？為什麼誣蔑《車輪滾滾》中的民兵英雄是“叫化子”、聲言“不能讓要飯棍上場”？據報載，江青曾下令停演《列寧在一九一八》。這是一部公認的史詩性的電影傑作，從延安一直演到北京，曆演不衰，觀眾深受教育，百看不厭。可是，江青說影片中那個女特務卡普蘭“形象不好，太難看”，因而停演。
一個刺殺列寧的特務，千人罵，萬人恨，你為什麼對“女特務”的形狀如此考究呢？按“三突出”的理論，“突出”了女特務的形象，又如何突出列寧的形象呢？然而，女特務的形象是不是就“不好，太難看”？的確，她並不好看，她象一個女鬼。不過，與其說卡普蘭“難看”，倒不如說她陰毒。
說穿了，江青最怕的是看到她自己！“三突出”這個“普遍原則”，“四人幫”並不準備普遍實行。但很奇怪，他們卻在瘋狂地推行。在他們的精心“培育”下，“原子彈電影”《反擊》和《盛大的節日》已經製作完畢，隨時準備向無聲階級和勞動人民發射。
看來，“三突出”的訣竅簡直明效大驗。其實，不然，他們是反革命，常常說反話，用反話正說的方法隱蔽其真相。因此，要戳穿陰謀，不能不看重這個“反”字。不管他們怎麼巧語花言，如何冠冕堂皇、天花亂墜，多麼突出英雄，一概都必須“反”過來看。論及至此，魯迅先生的《推背圖》不可不讀、不可不學。讀過《紅樓夢》的人也都記得，有一個叫賈天祥的後生小子，一不小心，“正”照風月寶鑒，結果喪了性命。因此，我們必須“反”照。對於“四人幫”的假語妖言，隻須“反”照，他們的真相就“三”倍的“突出”了。原來，“四人幫”一而再，再而三要突出的，不過是《反擊》、《盛大的節日》式的英雄，他們就是“四人幫”的化身。可見，“四人幫”的“三突出”，也就是突出他們自己。說詳細些，“三突出”就是“四人幫”這批“主要英雄人物”要踩著“所有的人物”“正麵人物”——“英雄人物”這三層人梯往上爬，一直爬到黨和國家的最“突出”的地位。假突出無產階級英雄之名、行突出自己之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魯迅早提醒人們說：“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東西。”這話含義深刻。這類東西不是教人寫作，而是拉人下水。因此，有人上當以後，盡管“三突出”的叫賣聲震耳欲聾，銷路卻有限得很。然而，他們還要叫賣，而且身體力行，作示範表演。結果，他們太“突出”了，億萬人民一聽到“四人幫”都要捂鼻子。
別了，“三突出”！
1976年12月1日說“諱”封建社會講究“諱”，讀書人犯“諱”要吃大虧，輕者下獄，重者殺頭。諱始於何時？委實久矣哉！起碼漢代就已經實行。為了諱漢武帝，人們名徹為通；為了諱呂雉，人們名雉為野雞。但也難，總不能把車轍叫車通，把整治叫整野雞吧？然而，必須諱，還是老規矩：犯諱者輕則下獄，重則殺頭。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四人幫，比封建帝王要開明。
譬如，“江青”二字，就不是存心強迫人諱的，不象呂雉的雉、武曌的曌那樣生僻。江青不但不諱其名，而且豁達大方，對於慕其名又願命其名者，采取開放的政策，霎時間，“江天”興風，“初瀾”作浪，“小巒”、“江濤”、“學江”、“敬青”等等，紅極一時。那個時候，誰要是不避江青的名諱，又冠以學、敬、傾、倒、追、慕之類的美詞，誰就有可能走運，起碼不會吃虧。
的的確確，“四人幫”開明得多了。開明，然而有限。你能在長安街高呼“翻江倒海”嗎？能在天安門前呐喊“春來也，踏青也”？我想不能。因為人們都知道，“江上有奇峰，鎖在煙霧中”，稍一不慎，觸上要喪命的，所以，江青當道，人們敢怒而不敢言，敢罵而不敢不忌其諱。
他們還象阿Q一樣，連光，亮通通地諱。你能說文冠果不好？能說“國服”難看？不僅於此，他們諱的還要多。《三上桃峰》的冤案之後，“馬戲”遭了殃，寫劣馬、瘦馬、病馬的，一概被斥之為毒草。據說，馬代表造反派，不準馴也不準賣。寫馬不行，寫牛也不行，連寫桃子桃樹都犯禁。接著，恐怕連“三”和“上”也要格諱勿論了。
“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發展下去，可是不得了嗬！“四人幫”簡直諱到了家。一個劇裏的人物名叫高永生，說是替高崗翻案。一出戲裏唱道“迎來東方紅日升”，被質問“解放這麼多年，紅日才升起？”
一篇小說裏，寫日近黃昏，“太陽要休息”，被定為欺君（偉大領袖）之罪。如此這般，作人難，作文更難。其結果是，正如毛主席痛切指出的那樣：盔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
最後，“四人幫”走向諱的反麵——完全暴露，徹底垮台。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不講諱，無所畏懼的革命者們不怕犯諱。什麼“諱莫如深”，“諱疾忌醫”，概在不屑之列。
當今之世，政治清明，撥亂反正，哀兵發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出以公心的高見，盡可以大講特講，該怎麼講就怎麼講，實事求是者有功，明知故諱者必改，團結——批評——團結，豈不甚好？有馬恩主義在，心有餘悸者何悸之有！1977年秋焚書雜談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焚書；公元六四〇年，阿拉伯人焚書，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焚書；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國民黨焚書……一九六六年，中國又有人焚書。焚書的發明權在中國，中國焚書後繼有人。從銅雀山出土的文物看，秦始皇焚書，就是燒竹簡。我想，那竹片子燒起來煞是好看，堪為空前壯舉。自秦以下，曆代時有焚書，焚得該不該？紙造的書比竹編的書燒起來是否更好看些？我不知道。但是，我感到可惜。
“史無前例”的年代的某月某日，我親眼見人燒書，書堆如丘，大火熊熊。別的無法辯認，但見《三國演義》和《毀滅》在嘩剝聲中無力地掙紮：它們不甘自己的“毀滅”。
林彪、“四人幫”打倒一切，炮轟一切，號召放火燒荒，他們是喜歡玩火的。在他們看來，打砸搶就是革命，“三光”才叫徹底。嗚呼“革命”一炬，可憐焦土！為了焚書，必先抄書。
在十年浩劫中，有人怕抄怕焚，悄悄地賣掉，幾分錢一公斤，一時間，造紙廠生意興隆。有人偷偷把書埋在地底，爛掉總比燒掉忍心一些，我慶幸自己的書被饞嘴的孩子換了冰棍，壞事變好事，總算放了個生，不至五內俱焚，不怕人來抄，盡管曾被抄走過幾本“紅書”。焚書真弄得人心惶恐。讀書有罪，焚書有功，如此而已，更有甚者，是煮書。在某地，有人焚不解恨，竟獨出心裁，燒了一大鍋水，滾燙滾燙的，然後將書投入鍋內，大煮特煮，還嫌不夠，居然手執刺，對著鍋內沸騰的“書屍”亂砍亂刺，何其威武而痛快淋漓！
痛快之餘，就是多年來人們無書可讀。幾本殘破的、幸免於難的書，隻能在地下非法流傳。那些激進的“革命”勇士們，根本不知道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說過“法捷耶夫的毀滅……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至少在中國，象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看來，有些口口聲聲“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人，立誌要徹底革無產階級文化的命。那些英雄好漢們，也不把《毀滅》拾起來看看，這是誰翻譯的，也不去查查魯迅翻譯《毀滅》，自費印刷，親自校閱，是為了“講戰鬥”，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
書籍的大焚燒，導致了讀物的大匱缺。你能僅僅責怪現在的年輕人讀書太少麼？我們自己又讀了多少？高爾基說：“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我讀的書愈多，書就愈使我和世界親近，我覺得生活就愈光輝燦爛了。”書之於人，猶生存也；無產階級不讀書，哪裏來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可見，人類不可一日無書。然而，對書的態度卻大相徑庭。李卓吾認為“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金聖歎卻說：“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麗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他又覺得，“一洙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滅其跡”。秦燒書，漢求書，詔求遺書也。金聖歎、人為：“燒書之禍烈，求書之禍尤烈也”。“禁書”似也不妥，“夫身為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他發明了個高明的辦法——“解書”，即所謂“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複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為更奇於秦人之火……”呀！端的高明！“條分而節解之”，這比焚書之火還可怕。謝天謝地，金聖歎不是“永遠健康”，沒有來及參楣砸三舊和掃四舊。然而，金門弟子不乏其人，六十年代束到七十年代初，肢解馬列、條分魯迅、深文周納者，屢見不鮮。應該承認，這一手比之焚書厲害多了：隻要坑儒，豈止焚書！這樣的時代，畢竟是過去了。粉碎了“四人幫”，舊版書一批一批重印，饑於書的人們大群大群湧進新華書店，買書成了風氣。不消說，買這些書的人中間，一定有不少是十多年前買過這些書的人。我斷言，人們不希望第三次再來買這些書。秦始皇該不該焚書？我還是不知道。然而，我知道，現在的人是不讚成焚書的。有人會問：“難道壞書也焚不得麼？”那麼，容我不客氣地反問一句：你為什麼對“焚”這麼感興趣？不管怎麼說，秦皇時的“焚書坑儒”，文明世界不得了馬克思主義靠科學吃飯。靠生產和創造吃飯，不靠毀滅文化吃飯。書，焚不盡，現在，不是又大批大批出版舊書和新書嗎？人，坑不絕，被林彪、“四人幫”坑死的不少，但站起來的更多。
古往今來，買書讀書的人，比焚書煮書的人恐怕要多，多得多！寫書編書的人，我向你們致敬，你們是不怕火的。然而，焚書的時代畢竟過去，愛書的時代終於到來。書君有靈，必感激而涕零矣！
1977年秋
“四人幫”的一塊墓碑，一九七六年七月，反動影片《歡騰的小涼河》公開上映，“四人幫”及其餘黨吹吹打打，好不熱鬧。他們“歡騰”雀躍，慶幸著自己的勝利。打響了“小涼河”這一炮，緊接著《反擊》、《盛大的節日》、《千秋業》就可以叮叮咚咚地打起來，天下會頃刻大亂，亂中奪權上台，甜蜜的憧憬使得他們欣喜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