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服了自己研製的一種抗毒藥，危險已經過去了，現在還在昏睡，總要一個星期才會好轉吧。對了，他還要我告訴你待在家中不要亂動。”
“家裏怎麼會有毒蛇進來呢？太離奇了！”
“那條蛇是他自己養的，都好多年了，天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家裏的人都不管他的事，太複雜了，搞不清。”
大姐幫我取回了藥。
“你的事我肯定是要管到底的，”大姐說，“等一會兒我叫你姐夫來，我們幫你搬家，搬到我那邊去，我們不能眼看那個庸醫把你毀了。外麵有種傳說，說那個庸醫專門愛接收患了不治之症的那些病人，接收了之後並不好好給他們治療，隻是將他們引入歧途，這是他的一種嗜好。我想，你的病並不是不治之症，隻是落到了他手中才一天天厲害了，要是脫離了他，就會有新的轉機。”
“我死也不會到你家裏去的，你怎麼就不明白這一點呢？”我硬邦邦地對大姐說。
大姐就哭著跑出去了，我心裏倒鬆了口氣。
她走了之後，我就想起張醫生的事，一想就全身亂打戰，好像病又要加重了。我趕緊控製自己的思維，什麼都不想。
病好後待在家中沒事幹，我又縫製了好幾個黑布筒，好幾雙黑布手套，打算出門時穿的。近日裏，皮膚的疼痛已減輕了好多，有時竟不大感覺得到了，隻要不做激烈動作，不出汗，簡直就沒有太大的妨礙了。也許如張醫生說的，我已經開始適應了？從最初的劇烈疼痛到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或許這才是希望吧。這些日子以來，我不再習慣於像常人那樣行動了，我成了一個謹小慎微、行動遲緩的人，一出門就左右環顧，縮頭縮腦，兩步化作三步走。我這種轉變於病情是十分有利的，就是偶爾撞上了別人，或摔了一跤，隻要在傷口處撒上張醫生的藥粉，然後倍加小心，疼痛也會很快減輕。我遵照張醫生的囑咐，除了上街買些生活用品以外，待在家中哪裏也不去。大姐和二姐又來過好幾次，可她們是枉費心機，打錯了算盤。她們在門口晃來晃去的，不知想些什麼主意，而我巋然不動。
我去看望了張醫生，我身著黑布筒、黑手套、厚襪子，打一把大黑傘頂著太陽走到了他家裏。
他說他剛剛能走動，但經常眩暈發作，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看見他那條左腿仍然腫脹發紫，上麵毒蛇的齒痕清晰可見，我瞟了傷口一眼趕緊移開了目光，對他說些別的事，我的全身在黑布筒裏抖個不停。
“最近又研製、製了什、什麼新藥呢？”我結結巴巴地問他。
“我已經不搞中藥了。”他幹巴巴地說，“原先搞的那些藥在很大程度上有欺騙性質。你是知道的，我有點喜歡騙人。”
我又問了他一些有關我自己的問題，他越來越懶得回答，也不詢問我的病情，樣子顯得很無聊，很空虛。一會兒他兒子進來了，惡狠狠地對我瞪眼，我隻好起身告辭。我走到外麵回過頭去，看見他家門口那塊“張記診所”的牌子已經取掉了，那土磚小屋顯得更加頹敗了。我想起他最後對我說的話是：“其實我早該告訴你，我一直在欺騙你，你信以為真。像這種黑布筒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的，你仔細想過了沒有？”
我回到家裏仔細地想了一天一夜，這可不是一個一般的決定。我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我不會遊泳，張醫生將我拋進河裏就不管不顧了。“你劃吧。”他就這樣說，然後走開了。
我赤身裸體地出現在馬路上，所有的人都嚇得落荒而逃，就連車輛都給我讓道。直到這時我才明白：我的新皮膚並不怕光線，甚至不怕太陽曬，最初的疼痛過去之後，幾乎就沒有什麼感覺了。這樣做了之後，衣服便不能再穿了，棉布與皮膚的接觸使往日的疼痛又會回來。我還用力做了幾下操，皮膚也沒有裂開。
由於我的出格的舉動，我的兩個姐姐再也沒來過家裏，就連熟人也不來了。
我又去過一次張醫生家，他正坐在那裏閉目養神，由於我的到來打擾了他，他很生氣，理都不理我，對於我的裸體視而不見。後來我和他告辭他也不看我一眼，而是從鼻孔內冷笑一聲，掉過頭去不理我。
我想我是沒有必要再找他了，現在不是連商店營業員都已經習慣了我的奇怪裝束，乖乖地賣東西給我了嗎？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叫來了警察，我麵對警察力陳我的理由，我說得唇幹舌燥，我的說話的方式使大家懷疑起自己的判斷力來。最後他們覺得這種事少管為妙，就默認了我這種離奇的做法，因為反正又不礙他們的事，我這樣搞，說不定有什麼深奧的理由，如果是那樣，反而給這個城市增加了一道風景呢。
我就這樣赤身裸體坐在自家門口，鄰家的小姑娘過來了。這是一個十二三歲的、異常嚴肅的小姑娘，嚴肅得與她的年齡完全不相稱。她手裏捧著一本書，假裝邊走邊看，實際上不斷地從書頁旁對我進行瞟視，我的體內有什麼東西蠢蠢欲動了。
“喂，”我說，“不過來談一談嗎？”我的聲音不無猥褻的意味。
小姑娘站住了，正好站在我的對麵，她放下了手中的書，直視著我說道：
“不穿衣服特別好玩吧？”
她說完就以得勝者的姿態，雄赳赳地從我麵前走過去了。
我的臉在發燒！這麼一個裝模作樣的小姑娘，輕易地就使我難堪了，我有點垂頭喪氣。看來我的心理上有個誤區，我總幻想著“一了百了”或“一勞永逸”。
原載於《新創作》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