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戰去戰，雖戰可也距今七十多個年頭的諾門罕戰爭，無論戰爭的時間、空間還是雙方投入的兵力、兵器都很有限，早已物是人非、煙塵厚積。但是，此戰猶如一件深埋於地下的貴重文物，其意義、影響、給後人的啟迪未因年代久遠而衰微，反而隨著時間的延宕而越發凸顯、擴大。
在諾門罕戰爭前，日軍參謀本部推出了兩個戰略方案：一個是“北進”，即創造條件待德國對蘇聯開戰而蘇聯快要支撐不住時，日軍乘火打劫，對蘇開戰，這樣可以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抹掉，實現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聯合霸占世界的目的；另一個是“南進”，即抓住機會對美英開戰，奪取這些國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和所占有的資源。日軍挑起諾門罕之戰，是實現“北進”的戰略性的試探：一旦成功便將進攻蒙古前出到蘇聯外貝加爾地區，繼而一直西進，與納粹德國合擊蘇聯；一旦失敗則退回來等待新的戰機。
政治、地域、對手的力量等因素，決定了蘇聯的頭號敵人是歐洲的法西斯德國，而且戰爭日益迫近。形勢要求蘇聯集中力量對付德國，蘇聯的本意也是如此。但是，日本侵略性極強，力量不可小覷，對蘇聯形成了嚴重的掣肘。怎麼辦？正是為了實現集中力量對付德國的戰略目的，避免出現既與西麵的德國作戰又與東麵的日本作戰的不利局麵，蘇聯在1939年集中兵力、兵器，在朱可夫的指揮下進行並贏得了諾門罕戰爭。
日本在諾門罕戰爭失敗後徹底放棄了北上打蘇，而決定南下打美。為什麼要放棄北上打蘇？諾門罕戰爭的肇事者之一辻政信說過：“蘇聯的軍事實力，在諾門罕事件中我們已經充分地試探過了，從現狀來看關東軍即使是北上打蘇，年內要想達到目的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說，日軍被打怕了，再也不相信能戰勝蘇軍。當然，也還有其他的原因，但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商君書》）。從1941年4月1日日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起，直到1945年二戰臨近結束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前，日本一直不敢進攻蘇聯。而蘇聯判明關東軍放棄了對蘇作戰的基本方略、避免了兩麵作戰的被動局麵後，集中全力對付法西斯德國，在衛國戰爭的緊要關頭，果斷地將駐守西伯利亞對付日軍的20個師（其中有4個坦克師）調到歐洲戰場，參加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戰役，保證對德作戰的勝利。
改北進為南下的日軍於1941年12月發動了以襲擊珍珠港為起始的太平洋戰爭。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國朝野上下迅速從傳統的孤立主義羈絆中擺脫出來，摒棄中立立場，對日宣戰，極大地改變了二戰雙方力量的對比。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對“戰”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而且諾門罕戰爭是在1937年至1938年的蘇軍“肅反”後進行的，在這次“肅反”中，包括著名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在內的大批高級將領遭到清洗和處決，紅軍的指揮係統一度陷於癱瘓，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無論斯大林還是朱可夫，都從戰略高度來考慮、指揮這場戰爭：對於侵略成性的日軍、侵略成性的日本，如果不打怕它，我們就將麵臨連續不斷的挑戰；不僅要打敗日軍，而且要打怕日軍。
怎樣既打敗日軍也要打怕日軍呢？“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史記》）此戰開始時日軍步兵兵力占優，且蓄謀已久，準備充分。朱可夫審時度勢，反複分析了兩軍的優劣，認為蘇軍的優勢在於飛機、大炮、坦克和裝甲車，在於擅長大兵團的合同作戰，劣勢在於步兵人數少，近戰夜戰不如日軍。於是他製定了大膽的、成功的合圍計劃，集中具有戰術優勢的兵力實施突擊，正確地調配現代化武器，成功地組織諸兵種合成部隊協同作戰，結合實際情況決定進攻手段，殲滅被圍之敵時采取突然性的卻是隨機應變的方法。這樣的指揮贏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