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問題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自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開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這場改革的結果，結束了新中國成立後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使中國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之路。這一改革所帶來的是中國連續三十來年接近10%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奇跡。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行的同時，另一發展中大國——印度的經濟改革也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政府的領導下加大了力度。而在1991年，在中國的這場改革開啟13年後，在一場國際收支危機的壓力下，當時的印度政府——拉奧政府變壓力為動力，化危機為轉機，也在印度掀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經濟改革。這場以“四化”——“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私有化”為目標的經濟改革也終結了自印度獨立以來建立起來的“半管製”計劃經濟體製，使印度最終也走上了市場經濟和全麵開放之路。這一改革的結果，使印度徹底地擺脫了長期以來徘徊在3%左右的“印度教徒經濟增長率”，開啟了印度經濟的高速增長時代。自本世紀初以來，印度也出現了接近10%的年經濟增長率。
兩個發展中大國幾乎同時出現的高速增長引起了整個世界的關注，諸多學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兩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並對兩國的經濟發展道路進行總結。而由於兩國發展道路雖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但也存在明顯的差異，於是，對於中印兩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比較也就成為了近幾年來很多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
對於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印兩國的發展道路的比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這種比較既可以豐富和發展轉型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內容，又可以為世界其他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參考。而對於中國來說，通過與印度經濟發展道路的比較，也可以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議。
1.2相關研究文獻及其評述
由於中印兩國幾乎同時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關於中印兩國經濟轉型與發展模式以及二者比較的研究在近幾年來逐漸成為了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相關的著作與論文可謂汗牛充棟。綜合起來，這些研究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1.2.1關於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研究
關於中國經濟轉型的理論，一般把起點定為1978年，也就是中國經濟改革開始之時，所以，實際上關於中國經濟轉型的理論也就基本上等同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或者也可以說，中國經濟改革的曆史就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曆史。關於中國轉型的道路，一般認為雖然有與其他原計劃經濟國家相同的主題，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但又具有不同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轉型的特征，這不僅在於中國沒有像那些國家一樣有社會製度轉變的目標，並采取激進的方式，而且在於中國沒有像那些國家一樣一開始就設定了明確的目標，中國的經濟轉型在目標上有著一個逐步探索的過程，是根據改革進程的發展提出不同階段性改革目標，而且隨著實踐的發展又恰當地實現了階段性目標的轉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這種階段性探索和轉換的結果。至於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這是體製模式與改革方案設計的改革探索期；第二階段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後至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宣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基本確立，這是體製轉軌與改革重點突破的轉軌明確期；第三階段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這是體製確立與改革攻堅的轉型深化期。當然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階段劃分，其他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著名學者吳敬璉就在他的著名著作《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就把中國經濟改革總體上分為行政性分權（1958——1978年）、增量改革（1978——1993年）、整體推進（1994年至今）三個階段。當然這一分法與前一分法也不能說有根本性的區別，隻是把改革的時間提到了1958年，即中國的計劃經濟體製基本確立之時，而後麵的區分，在時間上是基本一致的，至於把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作為一個分水嶺而不是把十四大作為一個分水嶺，隻是由於分段的標準不同而已，由於吳敬璉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成書時間是2003年，沒有把2003年以後單獨列一階段也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從轉型的角度看張建君的三階段分法是基本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