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國家產業政策對於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依靠國家長期持續的戰略性產業政策使其在某一領域獲得國際競爭力，並可能由此帶動整個經濟的起飛。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想在短期內迅速全麵趕超發達國家是不現實的，但並不表明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在任何方麵與發達國家競爭，實際上，如果采取戰略性的產業政策，持續地支持一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中國家完全可能在整體經濟水平明顯落後於發達國家的情況下在某些領域獲得競爭優勢，而這些領域的快速發展極有可能成為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發動機，由此帶動整個經濟的起飛。中印兩國經濟的起飛過程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在起飛之初整個經濟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甚至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充分利用擁有大量具備一定素質的廉價勞動力這一優勢，大力發展基本消費品製造業，最終使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並由此帶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起飛。而印度則充分利用自身高等教育發達，具有大量優質的精英人才，且官方語言為英語的特點，大力發展軟件業，最終使印度在整個經濟還相對比較落後的情況下成為了世界軟件技術大國。其實，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可能具備某一領域的潛在比較優勢，如果政府能夠長期持續的支持，這些潛在的比較優勢完全可能成為現實的競爭優勢，這種戰略性的產業政策對於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基礎設施和普通勞動者的素質是任何發展中國家經濟全麵起飛的基礎。
在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之初，資金和技術等要素短期內都可以從外部引進，產品的市場短期內也可以依靠外需解決，但是基礎設施和勞動者的素質絕對不可能依靠外部解決，而這兩個方麵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基礎設施的改善，沒有勞動者素質的提升，任何國家的經濟都不可能全麵起飛。中印兩國經濟發展績效的差異非常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由於中國政府一直注重基礎設施的改善，一直注重國民的基礎教育，所以經濟的發展能夠得到基礎設施的有效支撐，同時又有一種來自底層的推力，故而，中國經濟最終能夠全麵起飛。而印度政府由於對於基礎設施的重要性認識嚴重不足，又由於文化的原因使普通國民的素質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提升，整個經濟的發展明顯缺乏基礎設施的有效支撐和來自底層的推力，雖然利用戰略性產業政策使部分產業獲得了遠遠超出其經濟地位的國際競爭力，但並沒有由此帶動經濟的全麵發展。曼·辛格政府重新重視基本消費品製造業的發展是非常明智的選擇，但如果長期不能在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上有所建樹，印度想成為一個新的“世界工廠”就將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而中國軟件業則在國家產業政策調整後幾年的時間內就在產量上趕超了印度，在國際競爭力上超越印度也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實現。所以，基礎設施和普通勞動者素質是任何國家經濟全麵起飛的基礎，忽略了這兩個方麵的國家經濟發展最終會受到極大的製約。
最後，對外開放對於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外貿和外資可以彌補落後國家經濟起飛初期很多方麵的不足，但也不能形成對外貿和外資的過度依賴。
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初期可能麵臨資金、技術等多方麵的缺口，這些缺口會對發展中國家初期的經濟發展造成極大的製約，而對外開放對於彌補這些缺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原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中印兩國可以說再次提供成功的範例。如果沒有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中國經濟發展的初期將麵臨資金短缺的嚴重製約，中國的製造業也將因國內市場的嚴重不足而使發展規模受到極大限製，同樣，如果沒有外部市場，印度軟件業更不可能有今天的輝煌。不過，對外開放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彌補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市場等諸多缺口的同時也會造成發展中國家對於外部經濟環境的依賴。這種依賴一旦過度，外部經濟環境的波動就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造成巨大的衝擊。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中印兩國的金融係統實際上都沒有出現大的問題，但仍然受到了如此大的衝擊，這就不能不讓中印兩國本身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深刻的反思。其實，絕大多數國家經濟的發展最終還是要靠國內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也就是說，對外開放的同時也絕不能造成對外貿和外資的過度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