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運用在法律上，就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尋求各種不同利益的平衡點，從維護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出發，在立法上要適當考慮大眾的利益。這就涉及到一個立法公正的問題。當然，由於曆史局限，儒家對立法公正的理解與今天相比有很大出入。“中庸之道”表現在司法領域，主要要求司法公正，孔子說“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就強調了刑罰公正。應該說，儒家的司法思想體現了一種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用今天的標準看，一種以公正和人道精神為主宰的立法與司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
第三，“中庸之道”在文化領域的運用。
在文化領域，“中庸之道”則表現為一種理性與溫和的文化發展觀。它反對在文化問題上搞“不破不立”，反對橫掃一切文化傳統，提倡文化的“損益”式發展。所謂“損益”就意味著對傳統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繼承、有創新。這種文化既非故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張在繼承傳統優秀成分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誠如蔡元培所言，要兼容並包各種文化，讓各種文化在交流撞擊中融合出新型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
第四，“中庸之道”在經濟領域的運用。
在經濟領域，“中庸之道”則表現為經濟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從“中庸”的立場出發，反對社會不同階層間貧富差距懸殊的製度，也反對統治階級過度地剝削民眾，因為這些都影響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孔子是明確主張“富民”的，因此，我們不能將其所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簡單地理解為財富分配上的一種平均主義，而是應該從建設和諧社會、縮小貧富差距及反對統治者賦斂無度的角度來理解其中的深意。由此可見，縮小貧富差別，建立和諧社會是古今中外有識之士的共識，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五，“中庸之道”在緩解精神壓力方麵的運用。
當今社會，焦慮情緒和競爭壓力，已經成了許多階層人士的通病，他們通常都具有追求完美的傾向，而且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但是事實上，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當他們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後，突然發現現實與自己的理想有很大的距離，而且成功遙遙無期，失望之餘，為了生存，他們隻好拚命地去學習和工作，用好的學曆、好的工作來包裝自己、標示自己，把自己的價值完全托付給外界的評判，而內心卻變得缺乏自信、沒有安全感。
在此情況下，追求平衡的生活就變得至關重要。
其實，良好的感覺更多是來源於自己內心，深入的自我探討和從感性層麵了解自我與他人，是焦慮情緒的解決之道。因此，在未知、不完美中追求完美，兼顧外界的要求和內心的需要，才是平衡生活的真諦。
不過，要真正實施“中庸之道”，用它緩解精神壓力也並非易事，還必須經過人們的艱苦努力。照中國傳統說法，講“中庸之道”的人，在處理一般人際關係中，應該要講厚道，注意與人為善，以誠、以寬、以禮待人。要具有不計較個人得失恩怨的廣闊胸懷，能夠容納各種不同意見，團結甚至是反對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辦好。而且決不偏聽偏信，在處理問題時，還要注意聽取各方麵的意見，然後經過分析研究，作出正確的處理。隻有這樣，才能精神舒暢，神清氣爽，不生病患。
注重道德修養，是“中庸”治療精神疾病的一大妙方。“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種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標。孔子的“五美”學說，就是講“中庸之道”的。“五美”是：“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擁有了這“五美”配方，焦慮就會自然而然地離你而去。
另外，“中庸”還教導我們不要偏激，不要走極端，不要不及，也不要過頭。要保持一顆平常心，不縱欲，也不禁欲；不愚忠，也不奸詐；不輕生厭世，也不貪生失節。升遷了不專橫跋扈，丟職了不低三下四；發了財不為富不仁，受了窮不人窮誌短。也就是說，既不好高騖遠，也不自暴自棄；既不胡作非為，也不自輕自賤。擁有了這些品格，相信你的精神壓力或精神疾病都會不治而愈。
綜上所述，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理想對我們今天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精神資源，我們應該積極予以借鑒。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這個民族的曆史和現實是血肉相連的，我們不能割裂曆史單獨去看一種文化現象，正如我們不能把一種文化現象看作是空穴來風一樣，我們應審慎地繼承其精髓，使其為現代社會的發展繼續發揮作用。
3謹慎做人，適中處事
做人的道理，人人都懂。但實行起來，卻偏頗很大，這雖與人的性格有關，但究其根源，還是與人的修養關係最大。
“中庸”做人，講的是防止走極端、走偏鋒，它教育人要懂得適度、適中、適可而止。它是處世的至善方法。有人編了一首六言句，概括《中庸》的做人道理，深刻而又睿智：
得意而不忘形，失意而不喪誌，自信而不驕傲，謙虛而不自卑，知足而不自滿，施恩而不圖報，期許而不苛求，沉思而不迷惑；
勇敢而不魯莽，果斷而不草率，執著而不拘泥，溫和而不懦弱，剛強而不霸道，盛氣而不淩人，臨危而不慌亂，審慎而不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