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窮理”，就是要探索、窮究一切事物的本源。“格物至知”就是通過窮究事物之理而達到通明世事的目的。在現實社會中，“格物致知”要求人們以刻苦的精神去探索科學文化知識，以兢兢業業的態度獲取人生生存智慧，隻有具備了這些起碼的生存能力，我們才能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現代社會爭得一塊立足之地，才能為日後的人生奮鬥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永無止境地探尋世理
世界是廣博無垠的，知識是沒有止境的。人生在世，隻有永不懈怠地探究事物之理，了解自然，認識自然，才能與自然和睦相處，才能創造人類自己的幸福家園，也才能創造自己的幸福快樂生活。
1由表及裏，窮究得盡
“格物致知”最早出於《禮記·大學》，原是作為誠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養方法的命題，從宋代理學家程頤開始，把格物致知作為認識論的重要問題對待。原文是：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程頤認為，“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這裏的“物”指一切事物。他認為“格物”就是就物而窮其理，“格物”的途徑主要是讀書討論，應事接物之類。做法“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這個從逐漸積習到豁然貫通的過程，包含了關於人類認識的一些合理觀點。程頤還認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他認為“知”是自然存在，但不學習就不能知道，而學習則要講究一定的方法，即“致知在格物”。
朱熹則用《大學》裏“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窮其理。“物”的理窮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廣。由“格物”到“致知”，有一個從逐步積累到豁然貫通的過程。朱熹認為，要貫通，必須花工夫，格一物﹑理一事都要窮盡，由近及遠，由淺而深，由粗到精。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重重而入，層層而進。他告誡人們，要想達到對理的深刻認識，淺嚐輒止是不行的，必須由表及裏，“窮究得盡”。
明代學者羅欽順對“格物致知”的注解與程朱一脈相承。他說，“格物”就是人們對於外界事物的認識，是以“學問為主，而思辨輔之”；“致知”就是人們進行思辨的理性活動，以“思辨為主，而學問輔之”。學問所得的資料，是思辨活動所依循的基礎。如果沒有“格物”，不接觸外界事物，就會使認識陷入空想，沒有“致知”，就會被各種事物的現象所迷惑，因而兩者必須相濟。所謂“致知在格物”，就是“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即隻有以“格物”為先，才能對事物的規律有所了解，才能啟發心思。如離開“格物”去冥思苦想，便不可能“致知”。這是對認識過程的辯證說明。他討論“理”和“物”的關係，認為“有此物即有此理”、“無此物即無此理”，但他認為整個宇宙是不生不滅的，“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則反應了他的時代局限性和唯心主義世界觀。
2昭明世事，王道大業
《大學》中為什麼會提出“格物致知”的思想呢？它有什麼必要性呢？它的目的又是什麼呢？這要從它所處的時代背景說起。春秋戰國時期，群雄並起，戰亂頻仍，人民生活顛沛流離。格物致知的理論來自儒家學派對整個社會組織結構由王道型向霸道型轉變這一曆史事實的否定性價值評價。儒家並不反對統一：“天下烏乎定？定乎一。”但是，孟子認為，唯有“不嗜殺一人者能一之”。《大學》為曾子所作，“曾子、子思同道”，故其與孟子應亦相去不遠。孟子明言：“在我者，皆古之製也”。其實這也是孔子的立場：“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信而好古”的後麵實際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同情，對社會根本利益的關切，以及對重建秩序之和諧與正義的期盼。
古先王的禮樂為治是與人類文明特定的時代及時代條件關聯在一起的。儒家秉承主流的觀念意識，在天人合一和內聖外王的架構中將其表述為“聖人天德”。所謂天德，最好的詮釋就是《孟子·盡心上》“堯、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及《孟子·離婁下》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如果說一般人還有一個“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的選擇問題的話，“性之”、“由仁義行”的聖人則“含德之厚，比若赤子”，是人人景仰的典範。
郭店簡《尊德義》說：“善取，人能從之，上也。”也可以用來解釋“格物”。當“哲人其萎”，“性之”的聖王不再，王道的大業隻能由凡人承擔，而“人心有偽”，“性弗取弗出”，於是，修身就成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與支撐。格物，也就因而成為修身的當務之急。因此，完全可以把格物所致之“知”與“萬邦協和”的“至善”視為道、性、理的“隱”與“顯”的關係。這種內在的貫通在《中庸》及其它許多的儒家尤其是所謂思孟學派的著作中有充分地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