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麵對著洶洶而來的西方列強，為了尋找“製夷”良策，魏源、姚瑩、梁廷枏、徐繼佘等幾個先驅者開始研究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問題。進入20世紀之後，這一研究不僅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重視，而且還逐漸發展成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在這個“學術化”過程的早期階段，有兩個人不能不提。一個人是丁謙，另一個人是沈曾植。
丁謙(1843-1919年)，字益甫，浙江仁和人，同治舉人。曾在浙江省象山縣任教諭長達20餘年，頗有政績。丁謙自己說：“餘自幼嗜書，尤喜觀地輿之書。自鄉舉後，奔走南北，得書約2萬卷，中多有關地學者。”他長期潛心研究邊疆地理及海外地理，其主要著作是《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又名《浙江圖書館叢書》)。此外，他還研究過中世紀歐洲來華旅行家馬可·波羅，著有《元馬可博羅遊記補注》。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共69卷，分上、下兩集。上集考證了以下17種正史中的地理誌及外國傳：《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魏書》、《周書》、《隋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下集考證了13種與域外地理相關的著作，分別是：《穆天子傳》、法顯的《佛國記》、宋雲的《西域求經記》、辨機的《大唐西域記》、杜環的《經行記》、耶律楚材的《西遊錄》、《元秘史》、《元聖武親征錄》、《元經世大典圖》，、耀卿的《紀行》、長春真人的《西遊記》、劉鬱的《西使記》、圖理琛的《異域錄》。
象山籍學者陳漢章在光緒壬寅(1902年)二月為《蓬萊軒地理學叢書》所寫的序文中說：“近代諸儒為輿地學，大氐無慮數十百家。說《禹貢》、《漢誌》、《水經注》者，博古不通今。郡邑、誌乘及遊曆所記，詳於今者又不合於古。”雖然也有人“零星掇拾，遞相發明，然未能融合貫通也”。因此，在陳漢章看來，丁謙這部著作的突出成就在於對相關曆史文獻“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並非諸儒所可幾及”。丁謙所搜獲的一些文獻，又是“諸家所未詳者也”。陳漢章最後寫道：“百餘年來，海禁大開，中外交通或懵然於古今之故。自先生之書出，山川能說常變，兼資我中國，其不窮於因應也。”現代學者評論道：“丁謙的考證嚴謹、廣泛、係統，他的著作被譽為中國地理學史上的‘天下奇書’，是清末傳統地理學繼續發展的又一典型。”
如果說魏源、姚瑩等人是通過直接參與反對英國侵略者的軍事鬥爭而為中國人“坐井觀天，視四裔如魑魅，暗昧無知，懷柔缺術”而疾首痛心的話，那麼，丁謙則是通過對中國史書的研讀而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寫道：“嗚呼！中國人龐然自大，鄙夷狄為不足措意。豈知不足措意者，即受侮所由來。”在他看來，“曆史記外國事，最可詫異者，莫如《宋書》之倭國傳，《明史》之撒馬兒罕傳。此二國，皆狎侮我邦，若弄嬰兒於股掌之上”。這裏的“《宋書》之倭國傳”與中國的海外交通曆史有關，因此略加詳述。
《宋書》倭國傳記載，南朝劉宋時，日本曾派人前來朝貢，“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後來，劉宋的統治者果然“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丁謙指出：在這段記載中，“最可異者，其王自稱為使持節都督六國諸軍事。夫倭王都督其本國諸軍事，宜也。若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五國，其地均在今朝鮮南境，疆界不相接，民族不相同，遠隔重洋，各君其土，既非彼之郡邑，亦非彼之屬邦，何能都督其軍事？即使勢力所及，足以統轄諸邦，則自行統轄可矣，又何為請命於中國？然則倭王此舉，蓋深悉中國上下，素昧外情，特假貢獻虛名，行其詭詐欺誣之術。其視中國一如無知小兒，可玩弄於股掌之上者”。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考倭國三島，本分百餘土部，前史所載，略見一斑。迨統一以來(日本史不載統一事跡，若自古即成為大國也者，亦虛妄不實之證)，兵力強盛，每垂涎於朝鮮半島，欲肆鯨吞，惟慮中國或相幹涉，因先舞弄文墨，求予以都督之權，一旦加兵，即可稱奉命於中國，又使中國無詞以為救援之地，其計劃誠狡矣哉！”
在一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歲月中，丁謙以時代的眼光對中國正史中關於域外史地的記述作了評述，他認為：“元代至強，奄有亞洲全境，並歐洲東北境，應立外國之傳甚多。今但寥寥數則，蓋亦有故。一由明初史館諸人不明異域輿地；二由成書太速，不暇詳細搜求；三由蒙古人鮮通中文，記載本少，無可為外國傳之原料故也。”“《明史》外國列傳，視宋元為詳，但當時諸臣，俱不明絕域形勢，如鐵木耳托貢獻之名，玩弄中朝；蒲萄牙東來，冒佛郎機稱號。自來無識其欺詐者，殊可哂。”應當說，這樣的評價是非常中肯的。正是由於丁謙等人對中國傳統史學不斷進行反思，後來梁啟超等人所倡導的“新史學”才能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