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正如姚楠所指出的，由於沈曾植“不通外文，隻能采用對音、互證等方法來作考證，以致錯誤很多”。例如，沈曾植在“安息即小亞細亞”的考證中認為：“安息之地，即小亞細亞也。安息為亞細之代音，北接康居。蓋康居之地，直越地中海而西矣。”他的這個說法，顯然不如丁謙正確。
1903年，上海蜚英書局出版了一部題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的洋洋大作，作者署名為“屯廬主人”。作者在自序中說：中國“自黃帝已來數千年，擁疆自封，環列皆左帶沸唇之倫，聚族無常，不足與大邦相抗”；如今“我中華以積弱之餘，測身於諸強之庭，皇皇大吏，擁旄節重望，然能折衝於樽俎之間，岸然以國體為大防者，近世以來蓋罕聞之。此亦談國際者之遺憾矣。有誌之士病焉，相與提唱而疾呼之，治斯學者漸有其人。然紀戴缺如，於我國古今交際諸大端懵然無所知覺”，所以，這部著作就是“集五千年交涉之大端，彙而存之，為治斯學者之一助”。屯廬主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上海蜚英書局1903年版，自序。此書上起傳說中的黃帝，迄止於1900年，比較全麵地敘述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曆史。書中不少內容涉及海上絲綢之路。例如，“歐使始通中國”一節寫道：“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即羅馬)王安敦裏烏士歐力利阿斯遣使自海道經印度洋由安南之東京獻象牙、犀角、玳瑁。初，大秦王常欲通使於漢，安息以漢繒綵與之互市，恐失其利，故遮閡不令自達。及後，更破安息，取波斯灣地，始航海遣使焉。是為海道東來之始。”文中所說的“安敦裏烏士歐力利阿斯”，即Antonius Aurelius之音譯，即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的第五個皇帝(161-180年在位)。書中還明確提到，萬曆四年(1576年)，明朝“官軍”因“追海寇林道乾”而來到了小呂宋(菲律賓)。這是較早論述“林道乾”問題的著述，可惜後來的學者在研究該問題時，沒有注意到。
《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第七十七卷中有“海陸互市紀略”一節，中國繒彩夙為他國所好，自上古時已由西域運入波斯、印度。亞曆山大東征以後，更輸入歐洲羅馬。而皆由陸路，從未有自海道轉運者。蜀漢時，羅馬賈人秦論始航海來交趾，市漢材物。中國商船亦常航錫侖附近，與之互市，而以日南、交趾為東西兩洋交通中樞，西邦賈人鹹集其地。是地在東漢初為馬援征服後，於嶺南特辟新路以通西來海道，交易因是頗盛。漢晉之際，中國內亂相繼，交易中衰。斯時羅馬實握印度洋之航海權，自內地經爪哇、蘇門答臘至錫侖之航路則專屬於華人。曆南北朝，至隋唐初葉，中國商船更推廣其航船，或由錫侖沿西印度海岸入波斯灣，或沿阿拉比亞海岸至紅海灣頭阿丁。當時錫侖一島，為海道交易之中權，中國、波斯、哀西比亞諸國之人鹹集於斯，以從事交易。及大食勃興，阿非利加與西方亞細亞沿岸及印度河口所有港灣，次第歸其版圖，以故阿拉比亞人與其屬境之波斯、猶太人等益恢張海運，遂東向經南洋諸國，而通商於中國沿岸，代中國人而專有亞細亞之航路海權。至武後天授中，阿拉比亞人之商於廣州、泉州、杭州諸港者以數萬計，唐時置提舉市舶司，征海關稅，為歲入大宗。其後大食不振，唐亦內亂日多，是以東西海道之互市漸次衰微。至陸路之交易，至唐時為極盛。先是，隋煬帝武威、張掖、河西諸郡為東西交易之中權。西賈來是地，四十餘國，貿易者日益眾。中國人之商於中央亞細亞、波斯、印度地方者，亦益多。彼素諳商業之猶太，亦乘機而入。於是，西自歐洲、阿非利加，東至中國、印度，所有商權悉歸掌握。海道則自紅海、印度洋，至中國之南海；陸路則自地中海東岸之安地凹克，經呼羅珊、中央亞細亞、天山南路，而至中國之長安。及大食國興，阿拉比亞人漸拓其通商之範圍。當時世界商權，複為阿拉比亞人所握雲。全文字數不多，但非常全麵地敘述了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概貌，包括絲綢之路興衰的國際背景、陸路與海路的關係、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航線、東西方海上勢力的相互消長，甚至“航海權”之類的現代詞彙。這表明，在20世紀初，中國一些學者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基本情況已經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海上絲綢之路基本知識的普及，為後來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前半期，推動中國學術界開展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研究的動力，主要來自國外。
16世紀，利瑪竇等傳教士進入中國後，歐洲人就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到了19世紀前期，一個專門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學科“漢學”(Sinology)在歐洲完全確立。19世紀末，歐洲不少學者研究了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問題，例如英國人梅輝立(W.F.Mayers)在1874-1875年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上發表了《十五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一文；1876年，荷蘭人格倫威爾德(W.P.Groenveldt)發表了《根據中文文獻考論馬來群島及滿剌加》(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等等；1885年，德國人夏德(F.Hirth)出版了《中國和東羅馬》(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漢譯為《大秦國全錄》)；英國人菲力普思(G.Phillips)於1885年至1886年在《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發表了《印度和錫蘭的海港，由十五世紀中國航海家所描述，並附有中國航海記錄》(The Seaports of the India and Ceylon，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等等。陳信雄：《歐美鄭和研究的曆史和特色》，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動籌備領導小組：《傳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發展——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以及本書附錄中的“外文資料(西文)”。順便說一下，黃慧珍和薛金度所撰的《鄭和研究八十年》說，“法人麥耶兒思(Mayers)”，可能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