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5月，由於戊戌變法失敗而避居日本的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為名，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梁啟超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不少文章，實際上主要是依據日本人的論著。這篇文章出自梁啟超這位博學的史學家之手，因此，其學術性遠遠超過了《支那航海家鄭和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支那航海家鄭和傳》說，鄭和事跡除了見於《明史》外，還有“馬歡所著《瀛涯勝覽》、《武備秘書》”。梁啟超進一步指出，研究鄭和的中文史料主要有兩部，即馬歡所著《瀛涯勝覽》和費信所著的《星槎勝覽》，並且評論道：“馬、費二氏，皆回教徒，以能解亞剌伯語言，被命為通譯，故紀行文皆成於其手。馬著出版先，故國名少而紀載較詳；費著出版後，故國名多而紀載微簡。”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新民叢報》，1905年，第3卷第21號，中華書局2008年影印。這就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文獻基礎。第二，《支那航海家鄭和傳》雖然注出了89個海外中文地名的外文寫法，但並沒有說明其依據。《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僅注出了39個海外中文地名的外文寫法，但對每個地名進行了簡略的考釋。例如，文中寫道：“假馬裏丁(Carimata Island)，大學堂地圖所稱卡裏馬塔群島是也，在婆羅之西南，與蘇門答剌相對。(《元史》“史弼傳”有假馬裏答，其位置正如《星槎》所記；《星槎》之馬裏決為裏馬之誤。）”後來學者的研究證明，梁啟超的觀點是正確的。梁啟超所見《星槎勝覽》上的“假馬裏丁”確實應為“假裏馬丁”，即Carimata(又作Karimata)之音譯。此外，梁啟超在“靈山”條中說：“格蘭尼威氏謂為今之那的裏加山(Nuitran)”；在“麻逸凍”條中說：“格蘭尼威氏以巽他群島中之邊丹當之，今從焉”。由此可見，梁啟超的一個主要依據來自“格蘭尼威氏”。此人很可能就是《根據中文文獻考論馬來群島及滿剌加》一文的作者W.P.Groenveldt。第三，《支那航海家鄭和傳》列出了“鄭和所至各地”的地名，但沒有說明鄭和先到何地再到何地，即沒有說明具體的航線。梁啟超根據《瀛涯勝覽》和《星槎勝覽》的記載，比較詳細地“推定”了鄭和下西洋的航線，認為鄭和最遠“循紅海西岸南航出亞丁灣，複循亞非利加東部海岸南航，經摩森比克海峽(亦作莫三鼻給海峽)，掠馬達加斯加島之南端回航”。不管這一“推定”的細節是否正確，但梁啟超開啟了對古代海上航線的探討。
雖然梁啟超的這篇名作在“論述角度和敘述風格”上“都多少受到過《支那航海家鄭和傳》的影響，但是，由於梁啟超的社會地位、學術造詣、文字魅力，這篇《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使鄭和引起了國人的廣泛關注，而且直接促進了中國海外交通史的研究。
《支那航海家鄭和傳》和梁啟超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是受日本學術界的影響而寫成的。除此之外，進入20世紀後，大量的日本學術論著被直接翻譯成中文，其中影響較大的漢譯日文著作有齋藤阿具的《西力東侵史》(林長民譯，1903年)，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陳捷譯，1931年)，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陳裕菁譯，1929年)、《蒲壽庚考》是桑原騭藏的主要代表作，此書的中譯本在中國多次重印。2009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此書的簡體橫排本。《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馮攸譯，1934年)、《唐宋貿易港研究》(楊煉譯，1935年)，藤田豐八的《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健民譯，1935年)、《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魏重慶譯，1936年)，內田直作的《明代的朝貢貿易製度》(王懷中譯，《食貨》1935年第1期)，百瀨弘的《明代中國之外國貿易》(郭有義譯，《食貨》1936年第1期)，石田幹之助的《中西文化之交流》(張宏英譯，1941年)。這樣，來自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就成了推動中國學者開展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第一股國外力量。
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第二股國外力量則直接來自歐洲學術界，約始於20世紀20年代。這裏，我們必須介紹三位傑出的學者，他們是馮承鈞(1887-1946年)、張星烺(1888-1951年)、向達(1900-1966年)。
馮承鈞，字子衡，湖北夏口人，因天資聰穎過人，而被推薦出洋留學，於1903年來到比利時讀中學，1905年進入列日大學學習，1906-1910年在法國巴黎大學學習，獲法學學士學位後，在法蘭西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1911年，受辛亥革命的激勵，毅然回國，幾經周折，在當時的教育部工作，與魯迅有過一定的交往。馮承鈞曾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兼任過教職。1929年，馮承鈞因中風而停止教學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因病留在北京的馮承鈞曆經磨難。1946年因病在北京去世。具有非凡的外語能力。回國後，不管生活如何困苦，馮承鈞始終堅持翻譯歐洲學術著述，向中國人介紹西方學術成果，特別是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等人的研究成果。據鄒振環統計，馮承鈞畢生著譯的單行本有51種，其中翻譯的40種，編著的11種。在這些著述中，有許多是直接討論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的，例如沙碗的《中國之旅行家》(1926年)、希勒格的《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1928年)、費琅的《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930年)、費琅的《蘇門答剌古國考》(1931年)、馬司培羅的《占婆史》(1933年)、伯希和的《交廣印度兩道考》(1933年)、伯希和的《鄭和下西洋考》(1935年)、《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注釋，1936年)、費賴之的《入華耶穌會士列傳》(1938年)。馮承鈞所翻譯的主要文章，彙集在1934年開始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中，1949年之前，共出版了四編。1956年起又陸續出版了五編。1962年，中華書局將《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全部校訂重印。1995年，又進行了第二次影印。2004年，中華書局再次重印了馮承鈞翻譯的《馬可波羅遊記》，出版者這樣寫道：“在半個世紀裏，國內外對於《馬可波羅行紀》的作者、版本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等諸方麵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馮譯本，我們覺得馮氏在底本選擇、文字考訂及版本注釋上所下的功夫，仍舊是目前其他中譯文本紮難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