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張星烺的主要論著還有《唐時非洲黑奴輸入中國考》(《輔仁學誌》1928年第1期)，《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裏使節之記載》(《燕京學報》1928年第3期)，《斐律賓史上“李馬奔”Limahong之真人考》(《燕京學報》1930年第8期)，關於中國與菲律賓曆史關係的係列論文(《近二白年菲律賓華僑狀況》、《三百年前的菲律賓與中國》、《三百年前的菲律賓群島》，連載於《南洋研究》1928年第2-4期)、《歐化東漸史》(1934年)、《葡萄牙人初抵中國》(《研究與進步》1939年第1卷)等。張星烺還是中國研究馬可·波羅的先輩。他所撰寫的《〈馬哥孛羅遊記〉導言》，被認為是“我國翻譯出版的第一部介紹研究《遊記》的書”。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斐律賓史上“李馬奔”Limahong之真人考》。根據歐洲人的記載，西班牙人剛剛入侵菲律賓後，曾於1574-1575年與一夥中國海盜發生戰鬥，中國海盜的頭領名叫Limahong。這個Limahong的中文名字到底是什麼呢？此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日本學者田中萃一郎最先將Limahong譯寫成中文“李馬奔”，後來不少中國學者接受了這種說法。也有的學者將其名字譯寫成“李馬芳”、“李馬康”、“林阿旺”等。張星烺通過查考《明史》及《泉州府誌》等史書，最後考定這個Limahong的中文名字是“林鳳”或“林阿鳳”。張星烺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漳、泉、潮、梅人，讀林鳳如Lim hong。中間a字音，似唇音重出，或為‘阿’字之原音。中國南方人喜於人名上加一阿字，當時閩、廣人或皆稱林鳳為林阿鳳，由是而成為Lim A Hong。更進一步，西班牙人訛成一字，即變為Limahong。”張星烺：《斐律賓史上“李馬奔”Limahong之真人考》，《燕京學報》1930年第8期。這樣的考證是很有說服力的，後來人有評價說，張星烺的這一考證，“實為國人之初創”後來，陳慎在《明海寇林阿鳳考》中，也得出了與張星烺相同的結論，認為“Limahong當譯林阿鳳”。
張星烺的這篇文章，還引發了其他學者的後續研究。李長傅在《“菲律賓史上Limahong之真人考”補遺》中指出，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於十年前”已將Limahong考定為“林鳳”，所以張星烺“所引用之書，雖與藤田氏不同，而考證之結果，則不謀而合”。李長傅還指出，西班牙人所說的率領中國船隻追趕海盜林鳳的明朝將領Omocon，應當是“福建把總王望高”，而不是張星烺所說的“吳慕康”。張星烺《斐律賓史上“李馬奔”Limahong之真人考》一文附考了林鳳同黨林道乾的事跡，許雲樵則對林道乾在南洋的活動情況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介紹了林道乾在南洋華僑中的傳說，包括傳說中的林道乾建在泰國北大泥的炮台遺址，以及“林道乾所鑄大炮，有一尊尚在曼穀”的傳說。接著，許雲樵還進一步論述了中國文獻對“浡泥”的混淆。張星烺等人關於林阿鳳問題的探討，是中國學者對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的原創性研究，反映了中國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中已經成熟。
這裏，還需要提到的是一位有歐洲留學背景的學者閻宗臨(1904-1978年)。閻宗臨出生於山西五台縣，因家境困難，以半工半讀方式讀完中學。後赴歐洲勤工儉學。1933年獲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並留在瑞士伏利堡大學任教。1936年獲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閻宗臨回到國內，先後在廣西大學、昭平中學、中山大學等學校任教。1950年起回到山西，在山西師範學院(現為山西大學)任教，直至去世。閻宗臨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在中西關係史的研究上有許多開創之功。他在法國早期漢學、中國文化在法國的傳播、來華歐洲天主教傳教士、清朝與歐洲曆史關係等領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果。特別是，他在羅馬圖書館中發現了中國人所寫的第一部歐洲遊記——樊守義的《身見錄》，為研究海上絲綢提供了珍貴的文獻。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編者的話。但是，閻宗臨的研究成果一直很少受人注意。進入21世紀之後，閻宗臨的研究論文才以《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為題被彙編出版。饒宗頤在序中這樣寫道：“閻宗臨先生早歲留學瑞士，究心西方傳教士與華交往之史事，國人治學循此途轍者殆鳳毛麟角。……嗣先生回山西故裏，終未能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殂謝，論者深惜之。”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饒宗頤序。
馮承鈞、張星烺、閻宗臨年輕時即到西方國家留學，向達卻無此經曆。向達，字覺明，亦作覺民，筆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出生在湖南漵浦。向達幼年時，其父去世於廣東梅縣知事的任上。其母攜向達回到湖南漵浦，省吃儉用，使向達以優異的成績在長沙讀完中學。隨後，向達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東南高師，主修化學。時值“五四”運動蓬勃開展，向達受“德”(民主)、“賽”(科學)的激勵，放棄了“實業救國”的主意，改學文史。大學畢業後，向達以豐富的文史及英文知識而受聘於商務印書館，翻譯了大量的外文資料。在此過程中，向達逐漸對中西關係史產生了興趣。1930年，北京圖書館新館建立，向達擔任北京圖書館編纂委員會會員。在這裏，向達不僅有機會接觸大量的圖書資料，而且還結識了許多著名學者。有學者說：“如果說［向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的四年裏，樹立了一個嚴肅認真、兢兢業業之工作作風，而在北圖時卻積累了豐富的知識，為他日後成為聞名中外的學者，打下了雄厚的基礎。”在北京圖書館期間，向達致力於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1929年，向達發表了《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這篇文章深入考證了關於鄭和下西洋的中文史料，是中國人早期研究鄭和的“代表性”成果之一。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鄭和研究資料選編》。
1934年，北京圖書館與英國博物館達成互換館員的協議。從1935年起，向達在英國倫敦、德國柏林、法國巴黎等地尋訪古籍，搜集文獻。他除了抄錄了大量敦煌文獻外，還抄回了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一些重要史料，其中包括關於中國古代航海者所用的“秘本”《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
1938年，向達帶著從歐洲抄錄的幾百萬字珍貴資料回國。當時，抗日戰爭的烽火正在中國大地上燃燒，西南成了文化教育與學術研究的基地。向達先到廣西宜山，在浙江大學史地係任教，不久又應北京大學的聘請，來到雲南昆明，並在西南聯大曆史係上課。後來，向達兩次應約赴敦煌考察。1945年抗戰勝利後，向達回到北京。
向達在敦煌學、中外關係史、南海及邊疆史地等方麵都有豐碩的成果，後人曾用“探索西域，逡巡南海”概括其學術生涯。1949年之前，向達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主要論著除了上麵所介紹的《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外，還有《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地理書輯佚(第一輯)》(《史學雜誌》1929年第1期)、《十三行行名考》(《史學雜誌》1929年第3期)、《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圖書敘錄》(《北平圖書館館刊》1930年第6期)、《中外交通小史》(1933年)、《中西交通史》(1934年)、《日本古代文化源流與其發展——側重中日交通史的研究》(《教育學報》1938年第2期)等。
19世紀末，日本人用“東西交涉”、“東西交通”等詞彙來表示東西方之間的交往及聯係。受此影響，中國學者或采用“交涉”的概念，例如前麵所說的《五千年中外交涉史》。也有人采用了“交通”的概念，例如1915年有人發表過《古代中西交通考》，第一句即為：“今日世界大通，中外一家，使節往返之盛，國際交涉之繁，在昔未之聞也。上溯中世，遠及古初，中西關係，闕焉不說。夫東西交通之跡不明，則世界史研究，終於空論。”此文比較全麵地概述了古代中西關係，認為西方人稱呼中國的詞彙“支那”“當由海路西播”，並且總結說：古代中西交通史可以分為三期，“漢桓以前，彼此僅名稱，生絲貿易，安息壟斷，是為商業上間接關係時代。桓帝以後，海途交通，貿易日盛，是為商業上直接關係時代。唐太宗時，景教流入，厥後頗見尊重，是為耶教傳入時代”述曾：《古代中西交通考》，《東方雜誌》1915年第12卷第7號。。也就是說，在20世紀初期，雖然有不少人致力於研究中國與外國的曆史關係，但並沒有形成明確的學科體係，“交涉”、“交通”之類表述這個學術研究領域的概念也比較混亂。到了1930年左右，“交通史”逐漸被學者們普遍接受。正如方豪所說：“惟自日人創為東西交通史(或作交涉史，關係史)之名，國人亦從而稱中西交通史。”這樣最終“確定了這一學科的正式名稱，建立了中西交通史的體係，雖然這一體係並非是完全科學的”，而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和向達的《中西交通史》，則被認為是中西交通史學科體係建立的主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