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關於貿易港及貿易居留地的研究。
隨著海外絲綢之路的發展，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出現過不少港口城市，它們是中國連接世界的門戶。16世紀，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沿海，先後在浙江的雙嶼、廣東的澳門建立了貿易居留地。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學者最先對中國的貿易港及葡萄牙人在華貿易居留地問題進行了研究，例如石橋五郎的《唐宋時代的中國沿海貿易及貿易港》(《史學雜誌》1901年12月)，中村久四郎的《唐代的廣東》(《史學雜誌》1927年第3-6期)，藤田豐八的《宋元時代海港之杭州》、《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考》、《中國港灣小史》(均收錄在《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中)等。這些文章，考察了泉州、廣州、杭州、寧波、上海等港口城市，從而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也正因為是個新的研究領域，所以，研究水平並不是很高，試以張道淵的《寧波市在國際通商史上之地位》為例，這也是1949年之前研究寧波港的最重要論文。
張道淵在《寧波市在國際通商史上之地位》中，從洋流的角度論述了寧波港的重要性：“北赤道暖流自南方來，經寧波港口之外北趨日本。而北冰洋寒流自北方來，繞日本西岸，折向西南直經寧波港口之外，南趨。寧波港口之外，實寒暖二流背向對流經過之地也。按洋流之方向速度，實影響於交通，則是種洋流實乃昔日促進東洋及南洋通商利器之一也。其最重要影響於人生者，則為海產之關係，故寧波港口之外‘富饒海產，甲稱全國’，亦秦時縣命名之由來也。”根據自然的洋流來探討寧波港的重要性，這種研究方法是非常正確的，可惜後人沿此思路所做的研究並不多。
接著，張道淵講述了寧波曆史上的造船業：“寧波港之有海船，原始於夏禹，備成於成王時；突進於吳越相爭之時；通行海上，見稱於學術家，在戰國時。”張道淵的這段話，是根據曆史文獻推測出來的。現在的考古發現證明，寧波一帶造船業的起源，比“夏禹”時代要早多了。1990年，在寧紹平原北部的蕭山跨湖橋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距今近8000年的獨木舟。在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300年)時期，寧波的周邊地區出土了許多木槳和陶舟。2004年，在餘姚田螺山遺址中又出土了3支木槳。張道淵還認為，秦始皇“身在鄮縣時”，派遣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到達了日本，從而“開辟之東洋航線”。現代那些為了發展旅遊而堅稱寧波慈溪達蓬山是徐福東渡起航地的人一定沒讀過張道淵的這篇文章，否則絕對會將此文作為依據的。但實際上，張道淵的觀點以及現代達蓬山的導遊詞都是錯誤的，徐福並不是從此地出發東渡的。
張道淵關於近代以來寧波港衰落、上海港崛起的觀點，更是錯誤的。他說：“據上所述，寧波實在曆代國際通商惟一之要埠，然自五口通商以後，英人竟舍此而煞費經營於上海一埠；而上海港之地理，又較遜於寧波港，則英人之意果何為耶？蓋英國自西元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始有華特氏(Watt)發明蒸汽機，繼而發明紡織機，至十九世紀中葉，其國已養成信仰科學公理之民族性。而五口通商後，其國中大儒達爾文(Dalwin)方又盛倡‘優勝劣敗’之說。當時彼英國人挾盟主之威，而曾見卻於寧波人之偷頭(詳見徐時棟的《煙雨樓文集·偷頭記》)，於是彼以為寧波人優於我者也，不可勝者也，以寧波非用武之地，乃退而就近謀諸上海。英人之所以不重視寧波市者，實因彼國學說之鼓吹，重視寧波人之故也。”事實上，寧波在近代的衰落以及上海的興起，絕對不是由於寧波人“優於”英國人，更不是因為英國人信奉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是因為上海港有著更加廣闊的腹地。
從張道淵的這篇論文中可以看出，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者剛剛開始研究中國外貿港口時，已經開始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並且吸收了國外的學術成果，但並不深入，甚至牽強附會，錯誤的見解不少。由於這個問題至今尚未解決，2011年舟山市還專門為此舉行了國際學術討論會，所以，這裏略作展開敘述。
歐洲文獻記載，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建立了一個名叫Liampo的貿易居留地。從17世紀起，歐洲人就開始考證這個居留地的地點，但無法確定其位置。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方豪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十六世紀我國通商港Liampo位置考》就是其比較成熟的一篇文章。此文後經修改，定名為《十六世紀浙江國際貿易港Liampo考》(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方豪以豐富的中文史料證明，葡萄牙人所說的Liampo，就是中文史料所說的“雙嶼”，位於寧波的佛渡島與六橫島之間。方豪的這一結論，已成定論。後來學者們所討論的，隻是明代雙嶼港的具體位置。方豪對Liampo問題所做的研究，表明20世紀前半期中國學者在海上絲綢之路某些問題的研究上，已經走在國際學術界的前沿。
第四，關於貿易管理體製的研究。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與各個王朝的貿易管理體製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研究海上絲綢之路，必然涉及古代貿易管理體製問題。1900年前後，日本學者已經對此問題開展研究。
在這些論著中，有不少是很有學術價值的，甚至對今天的學術研究仍然有著啟發意義。例如，譚春霖在《歐人東漸前明代海外關係》中概括說：“明代海外貿易，均以貢舶為限。非朝貢之國，或非隨貢而來之私舶，皆在拒還之列。雖地方有司有時因利而不禁，然中樞之政策固一貫不移也。是故葡萄牙人之來，首以貢稱，而明朝拒絕之者，亦以其非朝貢國也。”這樣，就把中葡早期關係史置於明朝的朝貢體製之下進行考察，而不是像現在某些學者那樣將其割裂開來。譚春霖還指出，明朝政府對於海外朝國貢雖然實行“厚往而薄來”的“寬懷仁政”，對本國民眾則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結果“濱海居民，迫於生計，轉而為寇者日多”。這部著作的最後，還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然以當時之君主，不知有移民，不知有國際交通，而倭警頻仍，為患不絕，亦難怪其出於此途。假無倭患，明代海外關係，其為另一故事，可斷言也。”可以看出，《歐人東漸前明代海外關係》一書中的主要觀點，正是現在學者所熱烈討論的。
當然，1949年之前在此領域中最有影響的著作當數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蔡鴻生在1999年這樣評述道：這本著作“堪稱30年代學術上的‘嶺南佳果’。這部才氣橫溢的少作，經過數十年的風風雨雨，如今已成為蜚聲學界的傳世之作了。……全書所考，立足證實，綱舉目張，至今仍保持著作為奠基性著作的學術價值”。梁承鄴、章文欽則寫道：“本書所取得的成果，遠遠超過在此之前法國學者高第(Henri Cordier)和日本學者田中萃一郎、根岸佶、武籐長藏及鬆本忠雄等關於廣東十三行的早期論著，成為這一學術領域的奠基性著作，其學術價值和影響，在同類著作中至今還罕有其匹。”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梁承鄴、章文欽跋。
第五，關於華僑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