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研究
鄭和下西洋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最為重大的事件，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與深入，鄭和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麵，並且取得了許多新的突破。
1983年，在北京成立了全國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1985年在南京召開了“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大會暨學術研討會”。1986年南京鄭和研究會宣告成立，同時創辦了會刊《鄭和研究》和《鄭和研究簡訊》。1992年昆明鄭和研究會成立，並且舉行了紀念鄭和下西洋587周年大會。1994年鄭和航海研究基金會成立。1995年福州、長樂、南京等地都召開了紀念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大會。1996年江蘇省鄭和研究會成立。2005年前後，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各類活動在中國許多地方隆重舉行，從而將鄭和研究推向了高潮。在這種形勢下，鄭和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此時期發表的學術論文達到600多篇，遠遠超過是以前80多年鄭和研究的總和。範金民：《二十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九州學林》2004年秋季2卷3期。限於篇幅，我們隻能對這30年來的研究進行概述式的回顧。
1.綜合研究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許多學者從世界現代化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鄭和下西洋的曆史意義，努力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正麵的借鑒和反麵的教訓。這一傾向在80、90年代尤為突出，而且大部分成果都對鄭和航海活動持惋惜或否定態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何芳川、羅榮渠、賴進義、陸儒德等人的研究。
何芳川將鄭和與達·伽馬、哥倫布進行了對比。他認為，盡管鄭和的遠航在曆史背景上與後兩者有相似之處，而且在航海時間、規模、交往範圍上都優於後兩者，但在航海的深層動因、與對象交往的性質、航海的影響和後果上卻有著巨大差異。在他看來，鄭和的航海動因是皇權對威望和聲譽的追求，其政治考慮壓倒了經濟考慮；而達·伽馬和哥倫布的航海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經濟利益的刺激。鄭和的目的是要和海外各國搞好關係，確立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朝貢體係；而達·伽馬和哥倫布則表現出赤裸裸的暴力掠奪，這是資本原始積累的必然結果。鄭和的航海活動強調“厚往薄來”，增加了財政負擔，甚至還抑製了國內的經濟發展；而達·伽馬和哥倫布的活動則直接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以後西方超越東方奠定了物質基礎。何芳川的結論是：西方新航路的開辟，是奏響了資本主義時代的序曲，而鄭和的遠航，不過是東方封建製度的絕唱。其他學者也對鄭和下西洋的保守性質有所論述，如範金民先生認為，鄭和航海不是為了尋找建文帝，也不是為了“耀兵異域”，亦不是為了發展貿易，而是為了內外穩定，是要通好他國，懷柔遠人，即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田培棟先生也認為鄭和下西洋的性質是朝貢貿易的繼續和發展，但他又說鄭和這種貿易行為是開放性質的，為明政府帶來的不是負擔，而是巨大財富。這讓人感覺有些自相矛盾。李金明先生表麵上看是在強調鄭和下西洋的經濟動因，但最終他認為這種經濟行為不過是助長了統治階層的奢侈腐化，它仍然沒有突破傳統經濟體製，未能在海外建立市場和殖民地，也未能促進私人貿易和國內經濟的發展，反而增加了國庫負擔，最終被停止。見李金明：《鄭和下西洋的動因、終止與曆史回顧》，載範金民主編：《走向海洋的中國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萬明也持同樣的觀點，她認為鄭和下西洋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但這一貿易形勢與封建朝貢體製不相容，最終被扼殺。
羅榮渠的《15世紀中西航海發展取向的對比與思索》，表達了更強的現實感。此文認為，雖然從表麵上看鄭和下西洋在時間、規模、技術上遠勝西方，但實際上東西方的航海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鄭和下西洋依然是王權朝貢製度、冊封製度的表現，其活動完全受製於政治，其組織形式也是勞民傷財的國家組織形式，這樣的航海活動不可能使中國走向海洋文明，走向資本主義。而西方航海活動是重商主義潮流的產物，國家支持私人進行海上開拓和探險，其組織形式更具有主動性和民間性，由此揭開了西方全社會的資本主義殖民和開拓時代。羅榮渠的最後結論是：航海行為的性質是由政治體製決定的，作為政治決策者，應該把握曆史機遇，勇於開拓，與時俱進，而不應固守舊製；假如古代中國的決策者足夠英明，那麼鄭和航海活動完全可以變成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巨大動力。
如果說羅榮渠先生惋惜政治精英痛失政治革新的機遇的話，賴進義則痛惜統治者沒有保持明成祖的大戰略構想，從而失去了曾經到手的海權。他認為，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是基於一種大戰略考慮，即聯合海上諸國圍堵或牽製帖木兒帝國的攻勢。正是這一次次的下西洋活動，才確立了中國在印度洋上的霸權。但這霸權隻是曇花一現。一是因為經濟原因。國庫負擔太重，而鄭和遠航又不是以經濟利益為重，所以越來越沒有維持霸權的物質力量。二是統治者本身的政治眼光短淺，沒能繼承成祖大略。所以，在鄭和下西洋過程中出現的海權就沒能如西方近代海權一樣，將經濟利益與海上霸權緊密結合起來，形成長盛不衰的局麵。時平先生也同樣強調海權觀念同鄭和遠航的關係，力圖突出海權的重要性。他認為，鄭和遠航就是明代統治者海權意識的產物，也是明朝平天下觀念的海外延伸。它體現了統治者的世界眼光，他們敏銳感覺到了其自身的安全與外部世界息息相關，閉關自守並不是長遠之計。鄭和遠航就是積極的出擊和防禦。這也為中國後來的海權意識發展奠定了基礎。陸儒德也談到了海權問題，而且談得更現實。他認為，鄭和已經具有了近代海權意識，認識到海洋的重要性。隻是封建統治者故步自封，隻看到自然經濟和農本社會的優越性，排斥商業文明和海洋文明，最終導致海權的喪失，也喪失了近代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