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與歐洲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則是從16世紀開始的。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海上交往，直接影響了中國的近代轉型，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啟動。
早在19世紀後期，中國學者就開始探討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到20世紀中期，出現了一批優秀的研究成果，為後來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有關中國與歐洲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研究成果不多。20世紀80年代之後，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大陸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越來越熱烈。一些老課題的研究日益深入，新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特別是20世紀末香港、澳門的回歸，有力地推動了相關研究。而中國與世界的密切交往，則為中國學者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中國與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從區域上來說包括中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曆史關係，從內容上來說包括航海貿易、使團往來、宗教傳播、文化交往、人員遷徙等。從1978年開始到2010年，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上述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且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下麵按幾個專題，對過去30年的研究情況作一總結與評述。
一、關於早期中葡關係史的研究
1497年，葡萄牙國王命令達·伽馬率領船隊前往印度。這年年底，他的船隊繞過好望角，於1498年5月來到印度西海岸的商業中心卡利庫特城。達·伽馬發現了從大西洋越過非洲直達印度的新航線，此後，一批又一批的葡萄牙人沿著這條新航線來到印度，並不斷向東開拓。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馬六甲，開啟了通向中國的海上門戶。此後，一些葡萄牙人沿海路來到了中國。1517年8月，葡萄牙國王派出的一個外交使團來到中國廣州。這樣，葡萄牙就成了第一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發生聯係的西歐國家。不過，葡萄牙人在中國的早期活動過程並不是非常清楚，由此，就產生了關於早期中葡關係史的幾個焦點問題。
1.關於Tamo的討論
根據葡萄牙人的曆史記載，明代葡萄牙人在入據澳門之前曾在廣東沿海的一些地方活動過，其中最為重要的是Tamo。對於這個地點的考證，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19世紀初，瑞典人龍思泰在其所著《葡萄牙人在華居留地史綱》一書中首先提出，Tamo就是廣東沿海的上川島。20世紀初，葡萄牙人傑薩斯在《曆史上的澳門》一書中認為Tamo是下川島。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在《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考》的長文中，通過將中西文史料進行對比，主張Tamo就是中國古代文獻所說的“屯門海澳”。我國學者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張天澤的《中葡早期通商史》等都采用了此說。張維華先生在《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一書中，也反對“上川說”，認為“屯門為東莞縣之海島，葡人初來中國時之停泊地也”。葡萄牙學者白樂嘉則另倡新說，認為“Tamo可能就是伶仃島”。
第七章中國與歐洲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回顧進入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對此問題進行了新的探討。趙立人在《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早期活動的地點》一文中，評價了19世紀之後出現的五種不同觀點，即“上川說”、“伶仃說”、“屯門說”、“舵尾說”和“大嶼山說”，並且總結說：“上川說、舵尾說、大嶼山說都各有其理由，然目前證據不足，有待繼續探討。而至今尚流行於國內的‘屯門島’和‘伶仃’二說，前者根本不存在，後者基本上是臆測，不宜再視為定論了。”
施存龍的《葡萄牙人早期在廣東活動地Is.Tamo應為我國何島？》一文，通過追溯各種觀點的淵源，認為已經提出的種種觀點“都欠中肯”，主張Tamo“就是珠江口外南頭島”。
1995年，湯開建在《學術研究》上發表了《上、下川島：中葡關係的起點——Tamo新考》一文。湯開建通過考察曹學佺《廣東名勝誌》、胡宗憲《籌海圖編》、郭棐《廣東通誌》、《明一統誌》、《粵大記》以及利瑪竇《中國劄記》等中外文獻，認為“葡人將上川島稱之為貿易島是有充分依據的”，認為“Tamo一詞在葡文史料中所表示的是一中國地名，但在中文中所應表示的原始意義卻應有二：一是大澳、一是屯門，其譯音均為Tamo。巴羅斯《亞細亞》一書中記載了四次葡人使團到達Tamo，前三次即1514年的Jorge Alvares，1517年的Fernao Perez Andrade及1518年的Simao de Andrade，這三人所到之Tamo，均是上川島西北之大澳。1521年葡人使臣Diego Calvo第四次來中國時，由於被中國政府拒絕而遭驅逐，沒有進入廣州，遂退泊Tamo，而這一Tamo，即是中國文獻中的“東莞南頭”或“屯門”，最後在屯門澳中葡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葡人被趕出屯門”。因此，他認為“中國與葡萄牙最先接觸的地方是在上、下川島”。這樣，到了20世紀即將結束時，半個多世紀以來屢遭質疑的“上川島”說被重新提出，並且引發了新一輪的學術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