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白銀輸入中國，隻是中國與拉丁美洲之間早期貿易的一個部分。學者們在討論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問題時，實際上已經在探討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早期貿易問題。此外，還有人專題研究過中國與美洲之間的海上貿易問題。80年代早期，連續出現了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文章。1981年，張鎧專題討論了明清時期中國絲綢在拉丁美洲的傳播及影響。他寫道，中國絲綢自16世紀開始經菲律賓，橫渡太平洋運抵墨西哥，行銷於拉丁美洲廣大地區，並傳入西歐。從此，以中國為中心展開的國際絲綢貿易遍及全球，具有世界性的規模和意義。中國絲綢輸入拉丁美洲後，部分滿足了各社會階層對工業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促進了拉丁美洲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繁榮；中國的生絲支持了墨西哥新興絲織業的發展，為廣大手工匠人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中國絲綢輸入拉丁美洲後沉重打擊了西班牙的工業，從而加速了西班牙經濟的衰退；中國絲綢和其他商品的輸入對於打破西歐商品在拉丁美洲市場上的壟斷地位起了積極作用，加深了中拉人民間的了解和友誼。張鎧還對明清時期美洲華人的行蹤和作用進行過探析。他指出，從16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二百多年間，不斷有華人搭乘從馬尼拉出發的帆船踏上美洲的土地，並在美洲大陸的廣闊土地上留下足跡。他們從事各種各樣的勞動，包括經商、手工勞動、充任家仆等，為美洲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待於學術界進一步的努力。
沙丁等人比較全麵地探討了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的早期貿易關係。作者認為，中國和拉丁美洲貿易的產生，是在東方和西方平行展開的兩個曆史過程彙合的結果。在西方，西班牙殖民勢力從西歐出發，橫渡大西洋達到美洲，再以美洲為基地，跨過太平洋到達東方的菲律賓群島。在東方，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從福建、廣東航海到包括菲律賓群島在內的南洋諸島，於是原來在中菲之間進行的傳統貿易經過西班牙人做中介迅即擴展到拉丁美洲，形成前所未有的早期中拉貿易網絡。文章還總結了中拉早期貿易關係的特點和影響：首先，這是間接的、民間的、互利性質的貿易往來；其次，伴隨著商品貿易而來的是生產技術的交流和重要作物的傳播，對我國和拉丁美洲的經濟起到了互相促進的作用；再次，這一貿易在中拉關係上不僅標誌著彼此經濟聯係的開端，而且開了人民之間友好交往的先河；最後，中拉早期貿易在東西方貿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起過推動作用，並對中拉關係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羅榮渠考察了16世紀至19世紀初中國與拉丁美洲的經濟文化聯係。他認為，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與達·伽馬開辟通往亞洲的新航路之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艦隊分別從東、西兩個方向經航行到東亞，歐洲與中國之間的交通主幹道開始從大陸轉向海洋，此前毫無聯係的中國與美洲開始發生接觸。因此，中國與美洲之間聯係的形成，是歐洲殖民主義興起的產物。阿卡普爾科(墨西哥)-馬尼拉(菲律賓)-閩粵口岸的航線，是中國與拉美之間聯係的主航線。這條航線的建立，是由於西班牙與中國雙方麵共同的經濟需求。從馬尼拉運載中國貨物橫渡太平洋至阿卡普爾科，是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關鍵航程，它完全處於西班牙殖民者的控製下。為了保護西班牙商人對美洲的貿易壟斷，同時也為了防止美洲金銀大量流向亞洲，西班牙殖民當局采取了種種措施，隻有獲得“特許證”的西班牙人才享有這種貿易特權，到後來隻準許住在菲島的西班牙人參與這一貿易。正由於這是一種“特權貿易”，所以中國與拉丁美洲之間的經濟文化聯係受到了重重限製。中國與拉丁美洲之間的經濟文化聯係內容很廣，包括絲綢貿易、白銀流入、作物傳播、藝術影響，等等。羅榮渠：《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曆史聯係(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初)》，《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羅榮渠：《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曆史文化聯係》，參見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還有學者以通俗的文字向社會大眾介紹了中國-菲律賓-墨西哥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往返於這條航線上的“中國之船”。
20世紀90年代後，盡管成果不多，但關於早期中拉貿易關係的研究進一步細化。例如，劉文龍認為，馬尼拉帆船貿易不僅推動了太平洋東西兩岸的物質文化交流，而且也促進了兩地知識界的相互認識和了解，具有重要的意義。廖大珂指出，在中國-菲律賓-墨西哥的大帆船貿易航路上，福建漳州月港是起點，馬尼拉是中點，阿卡普爾科是終點，因此福建在中國與拉丁美洲的經濟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橋梁作用。首先，大量的中國絲綢和瓷器通過福建輸入拉美，同時，拉丁美洲的白銀也大量流入中國，促進了兩方經濟的發展。其次，天主教傳教士沿著大帆船貿易航路來到福建，擴大了雙方的宗教文化交流。第三，福建移民移居拉丁美洲，將中國文化傳入拉丁美洲。李金明也指出，西班牙殖民者自1565年開辟了自菲律賓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貿易航線後，把墨西哥銀元載運到馬尼拉，以換取由福建商船載運到馬尼拉的中國絲綢等商品。這條航線前後維持了兩個半世紀，為世界航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且經曆最多艱難險阻的航線之一，促進了拉美社會的繁榮與發展。
2.關於明清時期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研究的研究
中國是人口大國，糧食問題自古至今都是國家和社會非常關注的問題。到明清時期，由於人口急劇增長，耕地相對不足，出現糧食短缺的嚴重局麵。自明朝中葉開始，美洲糧食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陸續被引入我國，使糧食壓力有所緩和，同時也使我國糧食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與此同時，原產美洲的一些經濟作物如煙草、花生、辣椒等也開始傳入中國，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影響。1949年之後，大陸學術界就比較重視美洲作物在中國的傳播問題，研究的重點是糧食作物。羅爾綱於1956年發表的《玉蜀黍傳入中國》可以說是研究這個問題的肇始之作，他在文中推斷玉米由東南海路傳入我國。羅爾綱：《玉蜀黍傳入中國》，《曆史研究》1956年第3期。1958年，胡錫文在研究明清農書和方誌中的記載基礎上，較為完整地討論了番薯的來源、分布及栽培技術。之後不久，萬國鼎依據方誌資料記載，推斷玉米傳入我國的時間為1500年前後。萬國鼎：《五穀史話》，中華書局1964年版。但這一時期受多方麵條件所限，論文數量有限，研究範圍比較狹窄，內容不夠深入，結論也流於表麵化。“文革”期間，沒人討論過這個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關於美洲糧食作物的研究開始蓬勃發展，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領域也有較大突破。20世紀90年代後，除了繼續對美洲糧食作物的傳播問題深入探討外，越來越多的學者還討論美洲煙草、花生等經濟作物的傳播問題。
（1）關於玉米引入中國問題的討論
一般認為玉米原產美洲，1492年哥倫布到達新大陸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並傳入我國。但王家佑於1982年曾發表文章，認為玉米是中國本土作物，中國古籍中的“扶桑”指的就是玉米，我國早在上古“禪讓”時期就可能已有玉米種植。胡昌鈺對此說提出質疑，他從古農書記載、文物考古資料以及植物科學分類法等不同角度論證了“扶桑”絕不是玉米，認為我國的玉米確是由美洲傳入。張鳴珂根據一件可能是漢代的出土文物——以玉米芯做內範燒製的陶鳥，懷疑我國的玉米可能並非由明代引進，而是早在漢代就已種植。鹹金山則認為此物疑點甚多，尚需進一步證實，此說不足為信。1995年，向安強再次提出，中國也是玉米的原產地之一，主要理由是：成書於1476年的《滇南本草》中已有關於玉米的記載，西南一些少數民族早已種植玉米，等等。針對向安強提出的論據，李曉岑進行了逐條考辨，認為這些論據不充分或根本不能成立；現有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玉米引種自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