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煙草傳入中國的途徑，學術界們也各抒己見，形成了幾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是“三條”說。吳晗將煙草傳入我國的路線總結為三條：(1)由日本傳到朝鮮，又傳入我國東北；(2)從菲律賓傳到福建、廣東，又從閩廣傳到北方；(3)由南洋輸入廣東。這個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讚同。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有學者在“三條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例如蔣慕東等人的文章《煙草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陶衛寧在具體路線和各條路線傳入的時間上做了修改，他總結的三條路線是：最早的路線是正德嘉靖年間由南洋傳入廣東；第二條路線是由東南海上傳入福建漳州和泉州一帶；第三條路線是由俄國經蒙古傳入我國新疆地區的西北線。第二種觀點是“兩條”說。葉依能認為煙草傳入我國分南、北兩條路線。南線又可分為：一是由呂宋直接傳到我國福建漳、泉二州；二是自呂宋先傳入澳門，再經台灣於17世紀初才傳到內地；三是自南洋或越南傳入廣東。北線是：由朝鮮引進我國東北，由朝鮮-遼寧-蒙古-漸則西北-至俄羅斯。第三種觀點是“四條”說。陳鬆峰認為，煙草傳入我國的路線有四條，其中南方兩條，東北方向一條，西北方向一條。汪銀生等人也認為煙草傳入我國的路線有四條，但具體路線不同：一是由菲律賓首先傳入台灣、福建，再向廣東、江西等省傳播；二是由越南傳入我國廣東，並東傳到江浙一帶；三是由葡萄牙人將煙草帶到日本，再傳入朝鮮，然後由朝鮮傳入我國東北；四是由俄國傳入蒙古，再傳到新疆。另外，在我國東北一線的傳播路線上，各位學者的意見也有很大的分歧。吳晗認為我國東北的煙草是由日本經朝鮮傳來的。叢佩遠的《煙草傳入東北的途徑與年代》一文則認為東北煙草傳入有兩條路徑：一條經由朝鮮，由其使臣傳入；另一條經由中國內地傳入後金地區。王元春等人認為，明朝萬曆年間的朝鮮戰役中，嗜食煙草的廣東官兵來到東北，同時也煙草傳入。
關於煙草在我國迅速傳播的原因，學者們同樣眾說紛紜。陶衛寧從全國範圍的角度討論了煙草傳播的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並且指出在煙草的傳播過程中，軍旅將士的攜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種偶然性，而商人的販運在其中則起著更為廣泛和重要的作用。蔣慕東等人總結了煙草在中國傳播的七大動因，認為煙草迅速傳播是自然條件、人類需求和農業種植技術三方麵共同作用的結果。還有很多學者都分析了不同地區煙草傳播的原因。吳啟綱從煙草的高利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商業交通路線、白銀貨幣化等四個方麵對這一曆史現象的內在動因進行探討，從醫藥健康因素、社會因素以及政策文化因素等方麵對這一現象的外在動因進行探討，認為正是在這些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明清之際煙草得以快速傳播。
煙草傳入我國後，產生了一係列深遠的影響。學者們對此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葉依能以方誌資料為基礎，探討了煙草種植與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之間的關係，同時對吸食煙草與人體健康關係作了客觀的評議。。蔣慕東等人討論了煙草對我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積極影響，尤其是煙草對中國農業經濟的影響，如增加了農業的功能，推動了農產品的商品化率，豐富了農業種植製度，提高了土地利用程度，帶動了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李曉方肯定了煙草對於推動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還有學者分析了煙草傳入後帶來的消極影響。李令福認為，煙草種植和生產不僅嚴重地汙染了社會風氣，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給種植業帶來較大的不良影響。首先，種煙占用了大量耕地，而且多是較肥沃的良田。其次，煙草種植又與糧棉生產爭勞力、糞肥。陶衛寧指出，煙草種植對農業生態環境、糧食作物生產、農村經濟和社會的消極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不少學者持類似的觀點。
除此之外，在過去的30年中，學者們還就花生、辣椒、向日葵、番茄等美洲原產作物在中國的傳播問題進行過探討。不過，總體上看，中國學術界對於美洲原產作物在中國傳播問題的研究還是需要繼續加強，特別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全麵係統地探討這個問題的專著。在今後的研究中，要重視幾個方麵結合：一是要把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傳播結合起來；二是要把史學與農學結合起來；三是要把美洲作物在中國的傳播史研究與這些作物在國外的傳播史研究結合起來；四是要把農業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
三、關於早期中美海上往來的研究
北美13個英屬殖民地於1783年在巴黎與英國簽署和約，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獲得政治上的獨立。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後，即試圖與中國建立聯係。中美兩國史學界通常把“中國皇後”號來華(1784年)至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的簽訂這60年時間，界定為早期中美關係時期，也有一些美國學者稱這段時期為“約前時代”(Pretreaty days)。關於這一時期的研究國內起步較晚。在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國內學術界由於資料缺乏及意識形態影響等因素，習慣於把中美早期交往的曆史籠統地納入帝國主義侵華史中。改革開放後，關於中美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逐漸深入，並且取得了很多成果，蔣相澤、吳機鵬主編：《簡明中美關係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喬明順：《中美關係第一頁——1844年望廈條約簽訂的前前後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熊誌勇：《中國與美國——邁向新世紀的回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胡禮忠、金光耀、顧關林：《從望廈條約到克林頓訪華——中美關係(18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項立嶺：《中美關係全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陶文釗：《中美關係史》(全3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碧瑩：《龍與鷹：中美交往的曆史考察》，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仇華飛：《早期中美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東、閆知航：《讓曆史昭示未來：中美關係史綱》，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等等。但主要集中在1840年之後，對於中美早期關係史的研究還是顯得不足。在過去30年間，對於早期中美關係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貿易往來、文化交流等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