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關於早期中美貿易的貨物、港口與航線的研究
隨著對中美早期貿易史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們也討論了商品、港口及航線等問題。
瓷器是中國輸往美國的主要貨物。吳建雍探討了清代外銷瓷與早期中美貿易的關係。他指出，大約在16世紀中期，中國瓷器開始傳入美洲。進入清代，由於中西貿易的擴展，絢麗的華瓷不斷被英國、荷蘭、西班牙和法國的商船載往北美大陸。但是，中國瓷器暢銷美洲的高峰期，卻是在中美直接通商後。從1784年美國“中國皇後”號來到廣州，直到鴉片戰爭前夕，瓷器與茶葉、絲綢，共同構成了中國向美國出口的主要商品。瓷器貿易促進了美國商業資本的積累，為政策帶來了可觀的稅收。中美瓷器貿易也促進了中國外銷瓷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洋彩”日臻豐富，對美國市場的應變能力不斷提高，有助於中國商業資本的積累。
中國輸往美國的另一種大宗貨物就是茶葉。曾麗雅等人考察了茶葉與早期中美貿易的關係。文中寫道，早在殖民地時期，隨著英國移民的大量湧入，飲茶習慣也帶到了北美，並建立了出售中國茶葉的市場。但此時茶葉貿易主要控製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手中，殖民地商人受到製約，雙方矛盾尖銳，最終導致了“波士頓傾茶事件”，從而揭開了北美獨立戰爭的序幕。“中國皇後”號首航成功後，中國茶葉被大量輸往美國，美國商人還將中國茶葉轉運到歐洲國家，以換取銀元及工業製品。早期茶葉貿易給美國帶來了厚利，對美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有利影響。蘇寧比較全麵地考察了中美茶葉貿易的曆史，指出：1784年到18世紀末是中美茶葉貿易的肇始期，此時貿易量不穩定，常出現波動。19世紀前半期是中美茶葉貿易的初步發展時期，中美茶葉貿易不僅在貿易量上大增，而且茶葉品種也發生了變化。中美通商之初，美國采購的華茶主要是武夷紅茶。隨著貿易的發展，購入的華茶也由原來的一些低檔產品轉變為較為高檔的紅茶小種。1800年以後，綠茶大批輸美，到了1810年，美國的紅、綠茶進口量幾乎相等。隨後，綠茶所占的比重超過紅茶。鴉片戰爭爆發後，美國通過中美《望廈條約》、《天津條約》等條約，取得了一係列貿易特權，華茶進口量飛速增長，到19世紀末，中美茶葉貿易達到頂峰。1895年至1905年間，茶葉在中美貿易中所占的地位日趨下降，最終讓位於絲貨。中美兩國通過茶葉貿易不僅發展了兩國的經濟關係，而且增進了兩國民眾的互相了解。梁碧瑩的專著《龍與鷹：中美交往的曆史考察》，也討論了中國茶文化走向美國的曆程及對中美兩國的影響。
早期中美貿易期間，美國商人為扭轉貿易逆差從事過非法的鴉片貿易。如何看待這一時期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是國內學者比較關注的問題。李守郡認為，鴉片貿易是美國資產階級的一種侵華活動，並不斷破壞著早期中美貿易，毒化了早期中美關係。在幾十年的鴉片貿易中，美國鴉片販子以肮髒的鴉片，破壞中國的法令，使鴉片貿易不斷擴大，加劇了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危機。他的這種觀點，與改革開放之前國內很多學者的觀點一脈相承，主要基於“帝國主義侵華”的理論模式。但大多數學者認為，鴉片戰爭之前美國人的對華鴉片貿易數量有限，危害也沒有英國來得大。項立嶺認為，美國商人的鴉片貿易量不大，也沒有解決多少支付問題；美商所販運的鴉片價值，在美國全部對華貿易中所占比例也很少。翟國璋具體分析了1817年各國的對華鴉片貿易情況，認為從事對華鴉片貿易的主要國家是英國，美國等國數量很少；1817年美國輸入中國的鴉片不會超過1900擔，估計接近800箱，即占總數的18%左右。梁碧瑩認為，鴉片貿易是早期中美貿易陰暗的一麵，因其高額的利潤，鴉片戰爭前幾乎所有的美國商人都參與了鴉片貿易，但中國仍然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何大進對早期英美對華鴉片貿易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無論在所獲利益、鴉片貿易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還是在對待鴉片貿易的態度上，英美兩國都是不同的。英國在早期對華鴉片貿易中獲利甚豐，且對它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美國則相反，鴉片貿易對美國正常對華貿易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遠大於英國。因此，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持積極支持態度，甚至為此不惜訴諸武力，而美國政府則持反對態度。當然，美國政府真正關心的，並不在於是否要禁止鴉片貿易，而是企圖在這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上，顯示出與英國的區別，以博得中國人民的好感，贏得更加有利的侵華地位。
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關係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何大進深入分析了鴉片貿易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利弊及對傳教活動所造成的影響。他認為，鴉片貿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早期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不少煙販也從中攫取了驚人的暴利。但由於當時鴉片貿易的主要產地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所控製，在早期中美貿易中，美國商人輸華鴉片無論在各國對華鴉片貿易的總額中，還是在中美貿易的總額中，所占的比例都是極為有限的。鴉片貿易對美國商業造成了消極影響，它影響了早期中美之間的和諧關係，破壞了正常的貿易秩序，影響了美國其他商品的對華輸出，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動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美國傳教士對鴉片貿易造成的“悲慘後果”進行了報道，並且“大聲疾呼反對鴉片毒害”，對美國社會輿論及美國政府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甘開鵬認為，19世紀30年代，日益猖獗的對華鴉片貿易不僅迫使清政府采取嚴厲的禁煙措施，而且來華美國傳教士也對鴉片貿易進行了強烈的譴責。美國傳教士的反鴉片言論對美國的國內輿論以及政府決策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甘開鵬：《美國來華傳教士與晚清鴉片貿易》，《美國研究》2007年3期。
仇華飛深入考察了美國政府對鴉片貿易的立場。他指出，早期美國政府對美商走私鴉片確實采取過放任自由的態度，因為鴉片走私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緩解由於美國向中國大量輸出白銀而造成的白銀匱乏問題；但當中英因鴉片問題即將爆發戰爭時，美國政府權衡利弊，改變了默認鴉片貿易的態度，轉而采取符合清政府禁煙政策的立場。美國政府反對美商走私鴉片的立場在《望廈條約》中得到了集中體現。不過，美國政府的立場不能體現在美國商人的實際行動中，事實上，美國商人走私鴉片活動在19世紀從未停止過。他在後來出版的專著《早期中美關係研究》中，對這些觀點作了更多的敘述。
劉濤從金融的視角探析了19世紀上半期美國商人彙票與鴉片走私之間的關係。隨著19世紀上半期對華鴉片走私的興起，各國商人越來越需要方便、高效的資本彙劃手段以轉移鴉片走私所獲得的利潤。美國商人從1810-1811年度起向廣州市場提供彙票，受到了鴉片走私商的廣泛歡迎。通過彙票對鴉片走私貿易的滲透，美國商人參與到了印度鴉片對華走私的利益分配鏈條中，並且分享到大量的鴉片走私利潤，從而扭轉了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他指出，彙票對美國的貿易產生了重要影響：替代白銀，節約了貿易成本；規避了弱勢美元的貿易風險，增強了美國商人實力。這也是美國推行金融貿易一體化戰略的開始。盡管這篇文章不長，但視角比較獨特，頗有啟發意義。
早期中美貿易集中在廣州，因此研究早期中美貿易，必然會涉及廣州。盡管美國獨立之前與中國並沒有直接的接觸，但早在殖民地時期，隨著大量中國絲綢、瓷器和茶葉從廣州被轉運到北美，使很多北美人對廣州也是有所了解的。美國在獨立後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派遣“中國皇後”號首航廣州，從此廣州成為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與古老的中國進行貿易的主要口岸。20世紀80年代，盡管學者們在研究早期中美貿易時會論及廣州，但並沒有突出廣州的特殊地位。20世紀90年代之後，國內學術界開始對廣州在中美早期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較多的關注。李金明指出，在早期中美貿易中，美國商船一般沿好望角向東航行，最後到達廣州。從波士頓出發的船隻，繞道合恩角，橫渡太平洋，將太平洋西北岸獲得的毛皮運往廣州銷售。美商從廣州運回國內的貨物，以茶葉為最大宗。但從廣州輸出的茶葉並非完全滿足本國需求，大部分被轉運到其他國家。美商輸入廣州的貨物，主要為毛皮、檀香木、白銀，1805年起開始走私鴉片。美國商人通過對廣州的貿易，賺取了大量利潤，成為美國早期資本原始積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早期中美貿易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北皮南運”，即美國商人把美洲西北海岸出產的毛皮通過北太平洋航線(主要途經夏威夷群島)運至廣州銷售。長期以來，學術界在討論清代的毛皮貿易時，往往隻關注中俄之間的毛皮貿易，而忽略了中美之間的“北皮南運”。20世紀末期，學者們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例如，周湘指出，“北皮南運”典型的模式是由美國東海岸出發，繞合恩角再向北駛往西北海岸，搜集一定數量的毛皮之後，在夏威夷群島作短暫停留，接著前往廣州，換回中國貨物，穿越印度洋繞好望角後橫渡大西洋，返回新英格蘭的港口(波士頓或紐約)。由於航線迂回及受到季風影響等因素，完成一次美國-西北海岸-中國廣州-美國的三角貿易，至少曆時三年。通過“北皮南運”，突出了廣州在環太平洋經濟網絡中的地位，強化了廣州與世界的經濟聯係。周湘的這篇文章，在研究“北皮南運”上具有開拓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