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上書的同時，也忙於組織和宣傳工作。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為《中外紀聞》），宣傳變法思想。其後不久，由帝黨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麵，成立北京強學會，進行定期的集會和講演。然後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強學會，創辦《強學報》。但到1896年初，北京強學會、上海強學會、《中外紀聞》以及《強學報》都因清廷內部守舊勢力的打擊而遭到查禁。盡管如此，學會、報刊、學堂還是在全國逐漸興盛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一批對維新運動影響很大的人，如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人。梁啟超在擔任《時務報》主筆時，發表的《變法通議》《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以新穎的內容、通俗流暢的文字、激昂的筆調，批判封建君主專製，提倡君主立憲製度，在廣大的知識分子中反響強烈。嚴複翻譯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引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理論，不但為維新變法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對整個維新派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維新運動迅速發展的同時，列強對中國的瓜分絲毫沒有減弱，相反還在加劇，民族矛盾日益嚴重。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心想要有所作為的光緒帝頂住頑固派的巨大壓力，毅然於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實行變法。由於這年是農曆戊戌年，故稱“戊戌變法”。光緒帝采納維新派的建議，先後頒布了一大批政令，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各個方麵。變法在一開始就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巨大阻撓。1898年9月光緒帝將原禮部尚書、侍郎一並革職，並提拔維新人士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程，參與變法。這一舉措加深了維新派與守舊勢力之間的矛盾。慈禧太後一方麵孤立光緒帝，另一方麵密謀政變。在政變風聲愈來愈緊迫的情況下，光緒帝與維新派隻好將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希望他能殺榮祿，保護光緒。袁世凱當麵表示答應，隨後卻立即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9月21日，慈禧下令恢複“訓政”，軟禁光緒帝，捕殺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慘遭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戊戌變法就這樣失敗了。由於戊戌變法僅推行了103天，故又被稱為“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後，僅存的成果隻有京師大學堂。
戊戌變法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影響之下，發動的一場自下而上的愛國救亡運動。它雖然失敗了，但維新人士要求改革封建製度，發展資本主義，宣傳西方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開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先河，對後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知識分子影響深遠。
3.清末新政與立憲運動
在八國聯軍侵華和義和團運動的衝擊下，清政府於1901年1月29日下詔變法，開始實行“新政”。1901年4月，成立“督辦政務處”，作為規劃新政的機構。
清末新政的主要內容有改革官製、兵製；振興商務、獎勵實業、改革學製。1905年清政府下令廢除科舉考試，結束了中國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取士製度。然而新政隻是在不觸動舊有的封建秩序的基礎上采取的一種補救措施，並沒有使清政府達到預想的目的，也沒有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相反，新政所需的浩繁的開支又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會矛盾，這是清統治者始料不及的。
在清末新政開始後，流亡在外的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國內的一些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開始鼓吹君主立憲。1901年6月，梁啟超發表《立憲決意》，首先提出了君主立憲的要求。1904年，清駐法公使孫寶琦上書，提出立憲建議，並闡述了立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從1905年起，國內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1905年7月，清政府派載澤、尚其亨、李盛鐸、戴鴻慈、端方五大臣出國考察。他們回國後向慈禧講述了立憲的三大好處:“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彌”。於是，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9月2日，頒布官製改革上諭。清政府實行預備立憲後，立憲派建立了一係列的立憲團體，成為推動清末預備立憲的重要力量。1908年，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1909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設立谘議局，到1909年10月全國21個省（除新疆外）的谘議局相繼建立。1910年9月，資政院成立。這兩個機構的設立，是對皇權專製製度的一個突破。資產階級利用谘議局和資政院積極參政議政，客觀地推動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