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經商方式多種多樣：走販（長途販運）、團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開張（廣設典肆，開展競爭）、質劑（經營典鋪）、回易（以多易鮮）。徽商資本籌措和運用也很靈活多樣化，主要類型有自由資本和借貸資本相結合、獨資和合資相結合、委托和非委托經營相結合等。
1長途販運獲利豐厚
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必然會出現物產此豐彼歉、物價此貴彼賤的現象。徽商利用這一市場運行特點，大多從事長途販運貿易。徽商的大筆資產主要是通過商品的不等價交換取得的，長途商品販運活動是這種不等價交換的一個重要途徑。
徽商經營的幾個主要行業如鹽、典、茶、木、糧、布等業，除典業外無不是轉遷四方、長途販運的。他們把江浙一帶的棉布、絲綢，徽州的茶葉、竹木運銷到四麵八方，又把長江中上遊的木材、糧食販運到長江下遊銷售；還利用運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運銷到江南，把江南的物產又運銷到北方。正是在東—西、南—北大規模的雙向商品流通中，徽商獲取了豐厚的利潤。
明代嘉靖萬曆年間，休寧人查傑，13歲喪父，祖上留下的遺產又被他人侵吞，他同母親、弟弟生活極為艱苦。後來，他投親靠友到了蕪湖，發現蕪湖水陸交通都極為便利，是轉運商品的天賜“寶地”。於是，他以蕪湖為基地，往來於浙江、揚州、湖北各地，從事商品販運活動。這一幹就是30年，果然成了大富商，當初和他一起出來闖天下的夥伴們，無不高抬拇指，嘖嘖稱讚。
商業貿易，高利潤與高風險總是相伴而生。長途販運獲利豐厚，但它的風險卻很大。走江湖有風波之險，行陸地有盜賊之患，沿途中的種種關卡勒索更使商人難於應付。史書曾載：在戰亂期間，有一處城鎮被攻破，敵軍撤走後，城裏逃難的民眾紛紛返回。許多商賈以為這是做生意的良機，便合夥搭船前往。有個徽商到了城鎮後，急忙將帶去的貨物降價處理，匆匆忙忙買了一批豆糧就離城而去。幾天後該城再次陷落，其他同去的商人無一生還。
可見，長途販運利潤雖豐厚，但商人也常有死於非命的。然而，求利心切、想賺大錢的徽州商人往往還是不畏艱苦、不辭辛勞，義無反顧地加入到這種“日行恐恐，夜泊惶惶”的活動之中。
2儲饒以待乏，囤積以居奇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的季節生產與常年消費的矛盾對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商品的季節差價日益擴大，從而為商人的囤積居奇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事囤積的商人又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儲饒以待乏；一種是囤積以居奇。前者通過觀察和預測市場行情的變化，在商品供大於求，價格相對低廉時進行儲備；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應求，價格相對高漲時予以出售，從供求差價或豐歉差價中實現相對多的利潤。
“儲今日之饒，以待他日之乏”，這是一種長遠的經營策略，商人獲取的利潤是一種正當的價格差價。這與囤積以居奇乘小民之急進行投機倒把，有意盤剝生產者和消費者以牟取暴利的行為有實質性的區別。這兩種囤積的商人在徽商中都有。
明萬曆十七年（1589年），蘇州大旱，糧食短缺，米價騰貴，每鬥市價150錢。這時有個徽商從湖廣販米至蘇州，如果按當時價格發賣，他已經可以獲利4倍了。該商猶不滿足，便把糧食囤積起來，等待糧價繼續上漲。這是一種典型的投機牟利的囤積居奇之商。
與此相反，清乾隆十六年（1745年），徽州年荒米貴，歙縣商人喻起鍾將其在浙江蘭溪儲存的500斛米運到了徽州。有人勸他囤積其貨，“使價騰踴”然後再拋售，則可獲暴利。喻起鍾不聽，且按當時的價格出售了這批糧食，以緩解鄉裏糧食短缺的困頓局麵。喻起鍾在這批糧食的貿易中肯定也獲得了相當多的利潤，但是他的利潤是正常的價格差價，與前麵那個徽州糧商可獲利四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價的做法是迥然有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