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的再度崛起，與它適應變革、與時俱進、開放開拓、求變進取的精神有很大關係。浙商特別能夠順應時勢，應時趨變，在他們心目中，哪裏有變革，哪裏就有商機。
1寧波幫順應時勢
清末開埠後，寧波商人是最先涉足對外貿易的商人。寧波商幫利用“五口通商”的機會，加強了寧波與上海的經濟聯係，充分發揮海運的傳統優勢，在促進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獲暴利。
寧波商幫憑藉錢莊業優勢和長江中下遊的商業網尤其是絲茶收購業務，在上海很快取代廣東人成為買辦主力。如第一任彙豐銀行買辦王槐山、德國染料買辦周宗良，以及朱葆三、虞洽卿、劉鴻生等等。買辦最先接觸資本主義，接觸西方文明，接觸先進技術，因此，他們最先懂得如何投資於新式企業。他們創辦了第一家機器軋花廠、第一家榨油廠、第一家機器製造廠、第一家銀行……當外國資本大舉輸入時，浙商不失時機地率先組建了自己的銀行，既順應了時勢和市場發展的需求，自己也大獲其利。而同時代的晉商票號遲遲不能改組為銀行，除舊布新，再創輝煌的機遇一次次都錯過了。
寧波幫的開拓精神最生動地體現在將傳統行業發展為新興產業：從錢莊到銀行，沙船業到輪船航運，中藥材到西藥業，成衣到西服（本幫裁縫到紅幫裁縫）。又不斷拓展新行業，例如進出口貿易、五金顏料業、洋布及日用洋貨、房地產、證券交易。寧波幫逐漸從依賴官府、洋人，過渡到獨立自主甚至與洋人作鬥爭。如兩次四明公所事件，虞洽卿等人的寧紹輪船公司與英商太古公司的競爭，劉鴻生大中華火柴與洋火柴的競爭等。
寧波幫致力於吸收西方近代工商文明，推進自身現代化，同時又有效地利用傳統的力量來增強近代化的進程。投資於新興產業，開始以不同於封建時代商人的新麵目活躍於曆史舞台上。這正是寧波幫興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寧波商幫牢牢抓住上海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城鎮崛起為大都會這一時機，全麵介入市政建設和公益事業中。在積聚財富的同時，也使自己蛻變為現代商人。從整體素質上，此時浙商已超過了難望項背的晉商和徽商，避免了衰亡的厄運。
2“浙商”橫空出世
一個世紀以前，當寧波人造就了大上海輝煌的十裏商街時，“浙商”這一稱謂還沒有浮出水麵。在新世紀的今天，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已經今非昔比，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中勇立潮頭。“溫州現象”、“義烏現象”、“永康現象”一個接一個橫空出世、極盡喧嘩，吸引了國內眾多人的目光，掀起了探索浙江經濟崛起奧秘的熱潮。
在很多人心目中，“浙商”是一個新名詞，在形式上遠沒有晉商、徽商那樣來得大氣，來得厚重。同樣具有深厚的商業底蘊和商業傳統，“浙商”老枝萌新芽，更充分地發揮出了傳統中那些美妙的東西，超越了晉商、徽商，嶄露頭角，展示出了強大的爆發力，成為走在時代前端的弄潮者。在當今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適應變革，創新求變，與時俱進，業已成為新的傳統、新的精神。
改革開放20年，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作為一個資源小省，浙江在GDP排名、經濟實力排名上位居前列；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省獨占三分之一，前10強又被浙江企業占去大半江山；浙江私營企業總戶數、個體經營企業的注冊資本總額、個體私營企業工業總產值、銷售額和社會商品零售額均居全國第一；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浙江人已經形成了一支強大的軍團。
散居國內各地的浙人商鋪，以及各地的“浙江村”、“溫州城”、“義烏街”等，無不告訴我們：從寧波人早年居商滬上，到溫州、義烏、台州人而今遊商於天下，“浙商”的確已經發展成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
寧波依托“奉幫裁縫”的傳統技藝大力發展服裝產業；紹興借“日出華舍萬丈綢”的傳統經濟建成了聞名全國的中國輕紡城；永康利用“百工之鄉”的優勢發展成了專事小五金生產的企業群體；義烏發揚“雞毛換糖”的貨郎擔精神演進成全國最大的商品貿易集群；溫州更是利用“其貨纖靡、其人善賈”的特點逐漸形成了皮鞋、低壓電器、打火機、眼鏡等鮮明的特色產業群。
現代的浙江人沿續了朱葆三、黃楚九、虞洽卿、劉鴻生等天才商人的浙商智慧，隨著“浙商”的叫響和浙江經濟的崛起，往昔的輝煌經過數十年的沉寂後再次重現。浙江人骨子裏的創富欲望和天賦般的創富才智在新條件、新形勢激勵下的一次集體噴發。自改革開放以來，浙商群體已日益成為中國民營經濟一部活的教科書，北起黑龍江，南到海南，一股學浙商的熱潮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