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百萬之眾的浙商群體中，大大小小商人老板大多是布衣百姓出身。晉商、徽商的本質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晉商與封建政府緊密相連的關係，徽商的“商而優則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曆史局限性與內在動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經濟從本質特征上說是一種“民本經濟”。浙商發達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七成以上隻有初中以下學曆，近八成出身於農民；“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三無起步的浙商，白手起家，逐步形成氣候。
1農民企業家成為浙商群體主流
浙商群體首先是從農村中產生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村聯產承包製改革使農民成為自主經營者。在這個基礎上，鄉鎮工商企業發展起來了，湧現了第一批農民企業家。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業是農民成為經營者的主要“孵化器”。如今，不僅密布全國各地經商辦廠的浙商絕大多數其“身份烙印”還是農民，許多聲名顯赫的大企業家也是“出身壟上”。
作為中國平民創業成功的典範，許多浙商卻怎麼看也不大像是經典教材裏給我們描述的“精英人士”。萬向集團老板魯冠球當過鐵匠，橫店集團老板徐文榮是農民，正泰集團老板南存輝做過修鞋匠，德力西集團老板胡成中曾經是裁縫，人民電器集團老板鄭元豹是工人，華立集團老板汪力成曾經是絲廠臨時工，001電子集團老板項青鬆曾是農機工，星星集團老板葉仙玉是農民出身，奧康集團老板王振滔當過木匠……農民商人的擴大，是浙商群體龐大的首要因素。
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中國萬向節之王魯冠球現在是企業家是個長青樹，擁有億萬家財，“聞達於諸侯”，名揚海外。如果從創業之初來看，他不過是浙江寧圍鄉的一個農民。魯冠球1944年出生於蕭山區寧圍鄉，和杭州市區僅一江之隔。魯冠球和母親住在蕭山農村，父親當時在上海一家醫藥廠工作，工資微薄，一家人生活困苦。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初中剛畢業的魯冠球不得不背離自己當文學家、科學家的夢想，自己養活自己，15歲時在蕭山縣鐵業社當打鐵的小學徒，就在他剛剛學成師滿，有望晉升工人時，遇上了三年困難時期，企業、機關精簡人員，他家在農村當然被“下放”回家了。
魯冠球回鄉當起了農民，但他的內心卻不甘屈服，不承認農民一輩子就該生活在泥土裏，艱苦的勞動不僅沒使他將意誌埋進莊稼地，反而使他發了狠：一定要擺脫泥腿子的宿命，混出個人樣來。
三年的鐵業社學徒生活使魯冠球對機械農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對機械設備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感。當時寧圍鄉的農民要走上七八裏地到集上磨米麵，魯冠球也不例外，久而久之他竟情不自禁地對軋麵機、碾米機“一見鍾情”。而且他發現，鄉親們磨米麵要跑得路太遠了，很不方便，如果在本村辦一個米麵加工廠，一定很受大家的歡迎，而且可賺些錢。如果自己能買機器，既省了磨麵的錢，又省了鄉親們的功夫。
親友們得知魯冠球的這一想法後都很信任他，也很支持他，紛紛回家翻箱倒櫃，勒緊褲腰帶湊了3000元買了一台磨麵機、一台碾米機，辦起了一個沒敢掛牌子的米麵加工廠。然而，那樣一個年代是禁止私人經營的，所以魯冠球搞米麵加工廠的消息傳到某上級領導那裏後，就給他定了一個“不務正業，辦地下黑工廠”的罪名，然後立即派人查封。
魯冠球和鄉親們一麵到處托人求情，一麵“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夜晚抬著機器跑，一連換了三個地方，最後還是在劫難逃，魯冠球這條“資本主義尾巴”被揪住了，並且被狠狠地砍了一刀：加工廠被迫關閉，機器按原價三分之一價錢拍賣。這樣，魯冠球負債累累，隻能賣掉剛過世的祖父的三間房。魯冠球自己尚未成家就折騰完了祖輩的家業，落得了傾家蕩產的地步。
魯冠球幾乎被這無情的打擊擊垮，他很長時間都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整日閉門不出。讓他感到特別痛苦的不僅是這次創業實驗本身的失敗，而是由失敗給家裏帶來的巨大壓力，父母親用血汗換來的錢已化為烏有，他成為了“敗家子”。但是，魯冠球沒有消沉，沒有埋怨命運，沒有抱怨生活，而是獨自咽下了生活的苦水，重新挑起自己生命的重擔奮然前進。
沒過多久，魯冠球又鑽了“停產鬧革命”的空子，在鐵鍬、鐮刀都買不到，自行車也沒有地方修的年月，收了五個合夥的徒弟，掛了大隊農機修配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鎮上開了個鐵匠鋪，為附近的村民打鐵鍬、鐮刀，修自行車。這一鐵匠鋪吸引了周圍的許多男女青年，以後，魯冠球的農機修配組的生意越做越紅火。
曆史的機會終於落到了有準備的頭腦上。1969年，寧圍公社的領導找到了魯冠球，要他帶著他的夥伴去接管“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這個所謂的農機修配廠其實是一個隻有84平方米破廠房的爛攤子。很多人擔心魯冠球會陷進去難以自拔，但魯冠球以他那敏銳的觀察力認定，這或許可以作為創造一番大業的起點。於是，魯冠球變賣了全部家當和自己準備蓋房的材料，甚至連結婚時別人送的收音機也變賣了，把所有資金都投到了廠裏。魯冠球把自己的命運押在了這個工廠的命運上，雖然這個工廠前程未卜。